20国集团（G20）3月31日在南京召开会议，商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相关事宜。总的来说，共识未变而冲突加剧。
　　没有人否定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缺陷，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正积极使其货币纳入到特别提款权（SDR）的篮子。实际上，2011年1月在中美两国华盛顿联合声明中，美国就表示过支持逐步推动人民币纳入SDR篮子。
　　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IMF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IMF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
　　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式和速度，特别是在哪些要素是改革的核心变量方面，各国几乎没有交集。失望是注定的，各界对G20这一危机后出现的全球治理平台的有效性也开始疑虑。

　　作为欧元区的核心代表，危机之后，法国就站在了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前沿。早在2008年10月的欧盟领导人峰会上，法国总统萨科齐就提出了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必须经历“全球范围内的大洗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需要动一次大手术”的主张。
　　根据今年3月IMF的最新统计，截至2010年末，欧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为26%，仅次于美元的61%，位居世界第二位，是美元最大的挑战者。因此，法国开出的“药方”就是一鼓作气、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休克”改革。
　　美国的态度则随着危机的发展不断修正。最开始采取“善意的忽略”策略，逃避美元泛滥造成全球危机的责任。随着经济逐步走向复苏以及凭借美元仍具有霸权地位的优势，美国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作为谈判的筹码，利诱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分担全球经济失衡的成本。
　　这一次美国财长盖特纳提出的所谓“各国汇率制度不对称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障碍”的看法只有那些具有弹性汇率、独立央行，并且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家，其货币才应当包括在SDR篮子中。这只不过是近一段时期施压人民币升值立场的缩影。
　　与此相比，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根本立场未变，仍强调其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但对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的热情已有所减缓。
　　早在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提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思路，其中包括了建立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推动SDR在贸易、投资和其他经济活动中计价、创立以SDR计值的资产及完善SDR的定价和发行思路。
　　对SDR前后态度的差异，显示出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中的战略目标正在形成，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根本途径仍在于本币的国际化。

　　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而言，SDR不过是一种次优选择。SDR设立之初，并未要求在实际贸易过程中IMF成员国直接用SDR进行结算。实际上，成员国必须用自己的SDR换取美元，然后用美元支付贸易逆差。
　　SDR持有国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得到美元：第一个途径是，成员国之间自愿做出互换安排，贸易逆差国中央银行用分配给本国的SDR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换取美元；第二个途径是，IMF指定对外状况良好（如有贸易顺差）的成员国从对外状况欠佳（如有贸易逆差）的成员国购买SDR。
　　然而在SDR出现后不到两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此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首先是由于浮动汇率取代了固定汇率，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需要减少，对储备货币的需求也随之减少。其次是由于资本跨境流动的自由化，贸易逆差国不难从资本市场获得美元。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储备货币的可获得性不再是人们所关心的重要问题。由于储备资产的获得不再以美国的贸易逆差为条件，SDR存在的必要性大大下降。
　　事实上，此后除了继续充当IMF的计价单位外，SDR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并未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以上的因素，未来中国更应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体制改革，而不是拿汇率、资本项目开放等为代价，换取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效果的货币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