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春天，时任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首席执行官的亨利·保尔森接到一份出任美国财长的邀请，他没有接受。布什总统当时仅剩下半个任期，美国经济看起来非常强劲，下一任财政似乎没有什么可供完成的伟业。但随后，他又产生了新的想法——“你真的想到了75岁时，告诉人们‘我本可以当财政部长的’？”一位朋友问道——最终同意接受这份工作，条件是，他要获得比布什政府的前任财长更多的权力和能见度。
　　保尔森于2006年7月 10日宣誓就职。13个月后，美国陷入了一场金融危机的阵痛之中。2008年初，保尔森精心策划了拯救贝尔斯登公司的救援行动。在他任职的最后4个月中，这位毕生的自由市场主义者几乎没有一周不是在从事某项拯救行动（救援活动一直持续到他任职的最后一刻）。
　　保尔森放弃了在其30多年的高盛生涯中一直倡导的自由放任原则，紧急拯救了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美国国际集团（AIG）和花旗集团（Citigroup）等金融机构；游说国会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向私人银行投入公共资金；为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担保；争议最大的举动是，拒绝出手救助雷曼兄弟公司，后者于2008年9月提出破产申请。
　　那段时间，他备受自我怀疑之煎熬。就在雷曼公司摇摇欲坠的那一刻，保尔森向太太坦言，“我真的非常害怕。” 夜不能寐的保尔森差一点服用了一粒安眠药，这种违背其基督教信仰的念头刚一闪现，他就赶紧把一瓶安眠药扔进马桶冲掉了。有无数次，沉重的压力使得保尔森不停地干呕。
　　在《危险边缘》一书中，保尔森蜻蜓点水式地描述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包括早期在尼克松政府担任助手时的情景），重点阐述了他在财政部所经历的不同寻常的30个月。回忆往事并非保尔森的强项。坊间充斥着大量谈论这场金融危机的著作（我也写了一本相关内容的书籍），这部著作最主要且颇有价值的贡献在于，为读者揭示了权力时常有限的联邦政府的运作内幕。
　　保尔森的叙述中充满了直率的语句（“我是一个很坦诚的人”；“我是一位事必躬亲的管理者”），这倒符合人们对一位加入过老鹰童子军（Eagle Scout），说话直截了当的人的预想。保尔森出生于1945年，在伊利诺斯州一个农场长大，孩提时代的他有过挤牛奶、捆干柴的经历。甚至在成为华尔街身价最高的高管（当他把对金融高管采取更为理性的薪酬政策这项功劳归为己有时，保尔森省略了这一事实）之后，保尔森也极少显露时尚、奢华的一面；在他眼中，所谓的娱乐就是观看一部讲述象牙嘴啄木鸟的纪录片。尽管保尔森显得如此有人情味，但《危险边缘》并不是一本很优雅的著作。在达特茅斯学院学院求学期间被称为“铁锤”的保尔森，用一个接一个的事实敲打着我们；这与其工作时的节奏倒颇有些相似之处。
　　作为财政部长，除了应对财政事务之外，他也不得不把同样多的精力放在政治领域，而这两项议程并非相安无事。他经常冒着进一步惊恐金融市场的风险，被迫向国会证实经济形势的严峻程度。他的政治同情心或许也会让人感到诧异。2006年之后，民主党人控制了国会，但保尔森最大的麻烦却来自共和党议员——他们下意识地反对保尔森为了给银行罩上安全网所做的每一项尝试。“明摆着的事实对这些人来说似乎并不重要，”保尔森这样写道。他与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结为同盟，效果显著。早前，当保尔森试图通过立法寻求更广泛的权力时，弗兰克提醒他说，自己没有争取到足够多的支持票，但他敦促保尔森广泛地诠释现有的权力。“我是不会提出任何法律问题的，”弗兰克如是许诺。
　　保尔森以仰慕的笔触对布什总统作了一番描述。他笔下的布什总问一些简单，但颇有见识的问题，时常支持保尔森提出的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的救济举措。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不得不应对一个很矛盾的总统形象——在保尔森眼中，布什颇具“勇气”，而另一方面，布什又显得极其温顺：在伊拉克问题上任由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摆布，在减税政策上深受供给学派影响。或许布什能好，也能坏，关键取决于那些为其提供咨询的人是好，还是坏。
　　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巴拉克·奥巴马曾频繁与保尔森接触，在保尔森眼中，奥巴马是一位知识渊博、思维缜密的候选人。另一方面，约翰·麦凯恩似乎一门心思地反对紧急救援计划，试图以这种方式捞取政治分，以至保尔森威胁要追究其公众责任。谈论别人的闲话，并非保尔森的风格，但他显然不欣赏莎拉·佩林。当麦凯恩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将这位风头正劲的竞选搭档介绍给保尔森时，“她马上就叫我汉克，”他写道。“现在，大家都这样称呼我……尽管我们从未见过面，但不知咋的，她在电话中的那种腔调让我感到非常厌恶。”
　　保尔森似乎毫不理会一项被媒体连篇累牍报道的话题：他喜欢招募并依赖他在高盛公司的亲信。但他清楚地表示，即便贵为财政部长，也经常要依赖一些独立的信息渠道。通用电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曾给保尔森打过一通电话，警告说，华尔街危机正在非常危险地四处蔓延。同样令人惊讶的是，保尔森在恳请中国和日本对美国银行和政府债券保持信心时所表露出的那种迫切之情——这或许是美国国力日趋式微的一种预兆。
　　在保尔森笔下，已经坍塌的雷曼公司掌门人理查德·富尔德（Richard Fuld）是一位孤立无援的家伙——甚至在雷曼申请破产之后，富尔德依然恳求政府恢复雷曼的知觉。除此以外，保尔森对他的金融界密友又显得过于仁慈。比如，保尔森这样评价美国前财长、他在高盛工作时的老板、花旗集团高管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鲍勃将公众的利益置于其他任何事情之上。”令人汗颜的是，鲁宾当时正到处游说，呼吁用纳税人资金帮助花旗集团度过难关。
　　此外，对于金融高管薪酬存在的问题，保尔森似乎置若罔闻。他写道，“我觉得可以这样认为，在这样一个可自由支配资金的时代，投资银行家的超额薪酬仅仅是炫耀性消费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而已。”这样的反省简直愚蠢到家了。8位数的奖金充分彰显华尔街异乎寻常的腐化程度。一个更为严重的缺陷在于，保尔森大大夸大了他为了延缓住宅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浪潮所措施的政策的效力。他声称布什政府的政策“大获全胜”。但事实上，正是在他的监管之下，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率飙升至创纪录的历史高位。
　　我原本预期，保尔森将基于这样的理由捍卫对AIG的拯救措施：AIG是一家具有偿债能力的公司，它所面临的流动性问题只是暂时的。他的确是这样做的。我也预期他会说，联邦政府实在没有办法拯救雷曼公司。他也是这样做的。这两种说辞都无法令人信服。实际上，保尔森承认，之所以对雷曼公司秉持不予拯救的立场，部分意图是，诱惑其他私人公司提出收购要约：“如果我们非得认错的话……就这么着吧。”
　　这些经过深思熟虑表露出的缺陷，并不像看起来那么严重。尽管伯南克和盖特纳给予其坚定的帮助，但相较于美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位财长，保尔森不得不跟更多、更为迫切的危机进行殊死搏斗。出现一些不完美的决策亦在所难免。《危险边缘》一书进一步支撑起这样一种观点：无论保尔森对这场危机的预期有多么不充分，为了恢复金融市场秩序，他已经尽了全力。正如保尔森所言，谁又能否认：“这场危机的严峻程度本来可能要糟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