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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的工程人员在肯尼亚内罗毕锡卡高速路上施工。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摄 |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并没有关于海外投资的统一法律保障体系，金融咨询、投行、评级等中介配套服务机制也没有相应跟上，而企业自身在海外投资过程中缺少战略思维规划，往往采取各种急功近利的短视投资行为，导致企业“走出去”后面临多重风险。 随着近年来海外经济利益持续拓展，我国已从资产被收购方逐渐转为资产收购方，对外投资额年均增幅在70％以上。一些“走出去”的企业对投资项目缺少长期跟踪和远景规划，加上配套措施没有及时跟上，极易受政策波动影响，同时，不适应当地法律文化环境等弊端开始显露。
半数以上海外并购交易未达到增值底线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幅已高达70％以上，我国企业正从以往担当资产被收购角色逐渐变成资产收购方。2010年上半年，中国作为收购方的并购交易额排在美国之后居全球第二位。
商务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1.3万家，对外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到2457.5亿美元。中国社科院日前公布的《世界经济黄皮书》也表明，2003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只有28亿美元，如今已达400多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幅已高达70％以上，我国企业正从以往担当资产被收购角色逐渐变成资产收购方。
在2010年上半年，中国作为收购方的并购交易额排在美国之后居全球第二位。知名咨询机构埃森哲在2010年底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08年1月至2010年6月这两年半时间里，共计120起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案例涉及总金额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
从被并购方变成资产并购方的转变，使得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同时暴露。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汪段泳表示，我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整体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构成中所占份额仍十分有限：2009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相当于出口额的3.98％，在我国ＧＤＰ中所占比重保持为0.97％；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ＧＤＰ中所占比重为4.06％。而在2007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在ＧＤＰ中就已分别达到2.03％和16.80％，发达国家所占比重更是分别高达4.71％和35.07％。
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苗迎春说，从某种程度上讲，海外经济利益已经上升为中国的核心经济利益。然而，我国对外投资的绝对投资收益与目前最大的国际投资国美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海外资产的盈利水平较低，甚至出现亏损。2008年，我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活跃，流量较上年增长7.4倍，当期利润再投资所占比重较上年却下降了19.2％；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565亿美元，而美国则为2480亿美元。研究显示，半数以上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未取得成功，无法达到增值底线。
投资过度集中加大海外投资难度
一直以来，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在能源、矿产等少数几个行业的集中度过高，并以大额的并购交易为主要投资方式，在地理方向上也过于集中。有关专家认为，这些过度集中、大额标的的投资易引起东道国的紧张与警惕，这造成我国的海外投资常常承受与其国际份额不相称的过度风险，加大我国海外投资难度。
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至2009年间，以中国企业为买方的跨国并购，目标领域为能源产业的有13宗，交易金额277.54亿美元，占1亿美元以上并购案交易总额的48.6％；矿业15宗，交易金额262.34亿美元，占交易总额的45.9％。
这些过度集中、大额标的的投资易引起东道国的紧张与警惕，加大我国海外投资难度。例如，2008年初，中铝斥资140亿美元收购力拓股份前后，澳大利亚政府就逐渐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力度。2009年，该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表示，外资对澳主要矿业公司的投资比例将有可能被限制在15％以内，对澳方新矿业项目的投资比例也要低于50％。
汪段泳说，这一规定被普遍认为是明显针对中国投资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并购以大型国企、央企为主力，优势固然突出，但问题不是没有。无论何种企业，其在国境内外的任何经营行为都应该体现资本扩张的本性，但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却经常被认为背后体现的是中国政府的意志。
一直以来，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在能源、矿产等少数几个行业的集中度过高，并以大额的并购交易为主要投资方式，在地理方向上也过于集中。有关专家认为，这些过度集中、大额标的的投资易引起东道国的紧张与警惕，这造成我国的海外投资常常承受与其国际份额不相称的过度风险，加大我国海外投资难度。
湖北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负责人艾力认为，过度依赖于进口资源将对我国经济自身造成伤害，而便利获得进口资源也将弱化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固化落后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从目前迹象看，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海外投资的主要领域仍将是能源、原材料等领域，这意味着东道国对我国投资的疑虑与摩擦不会很快消除。
高位进场埋下投资隐患
国际投资银行往往采用这样的操作模式：在购买我国金融股权前，国外投资银行往往先大肆唱空中资银行和中国股市，同时利用资讯评级机构压低我国企业评级；然后利用国内企业急于脱困的心理，以较低的代价、较佳的时机获得中资机构的股权。
当前，我国企业往往在高价位进入国际市场，买到“天价”，或者冒险进入风险极高而自己又不熟悉的投资领域“买的时候不知道有多贵，卖的时候不知道有多便宜”的现象常有发生。究其原因，是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配套的投资咨询、评级等配套机制没有跟上，而国内又缺乏相关的国际投资顾问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北京君投资本管理中心首席投资官彭俊明介绍说，国际投资银行往往采用这样的操作模式：在购买我国金融股权前，国外投资银行往往先大肆唱空中资银行和中国股市，同时利用资讯评级机构压低我国企业评级；然后利用国内企业急于脱困的心理，以较低的代价、较佳的时机获得中资机构的股权。这一操作模式的成功相当程度上归功于其入股前贬低的舆论准备和随后上市承销的定价垄断。
而我国企业对国外投行设计的金融产品以及衍生品却研究不足，在进行套期保值管理时，很难判断标的资产价格的未来走势，缺乏国际金融投资分析经验和衍生产品风险管理和定价能力。在进行国际投资时，只能过度依赖评级公司的信用评级和国外投行的研究报告，以致被套牢于结构化衍生产品。
浙江一家服装企业的负责人介绍说，现在中国很多企业走出去的意向很强烈，但是缺乏对当地国家的了解，显得不知所措。而中介服务机构正是要为他们提供相关信息。好的中介服务机构应该要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机构，能熟悉各个国家的国情特点、法律法规、投资政策及行业发展情况等，能为企业提供一切相关的信息，使企业有全面的了解。同时，中介服务机构还可以尽可能地为企业提供当地国家的人脉资源，使企业减轻投资风险。
造成海外资产盈利能力较弱的原因有很多，汇率风险、政治风险、安全风险等多重因素均制约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特别是在人民币持续升值和美元走软的背景下，不少企业面临的汇兑风险也越来越突出。彭俊明举例说，2008年12月初，中信泰富披露在过去两年中分别与花旗集团、美洲银行、摩根斯坦利和德意志银行等13家金融机构共签下24款外汇累计期权合约，因澳元兑美元大幅下跌导致其澳元累计认购期权合约损失约180亿港元。
此外，对当地法律规范不了解也可能导致签订很多项目时对成本估计不足。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投资的磁铁矿项目，最初的投资计划是42亿美元，但现在对外公开的投资预算已经增加到52亿美元了，主要就是由于澳大利亚政府不允许中信泰富引进我国劳工，导致人力成本大增。
“抄底”心态泛滥我海外投资须防急功近利
“并购之前，资金并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并购之后，中国企业除了钱却似乎很难拿出更有价值的东西。”
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严重不足
不少企业对并购整合的理解还停留在买设备、买厂房、买技术的阶段。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汪段泳说，我国不少企业对并购整合的理解还停留在买设备、买厂房、买技术的阶段，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抄底”心态泛滥。
“并购之前，资金并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并购之后，中国企业除了钱却似乎很难拿出更有价值的东西。”汪段泳说，这说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存在较大缺陷。对于企业而言，实施跨国并购也不仅仅只是把规模做大，还在于优化资源结构的同时，优化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以及市场结构，这才是跨国并购的终极目的。
他还认为，当前中国“走出去”的企业，突出问题表现在国际化经营管理严重能力不足，特别是在组织文化整合和人力资本整合方面，中国企业与国际行业领先者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客观存在使得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也需要承担更大风险。
中国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不能以纯粹投资的角度来看待“抄底”，企业想要真正并购成功一定要建立在自身实力的基础上，但实力除了资本之外，还包括自身的公司治理水平、经营水平等必要因素。国外的一些金融机构亏损较多，如果中资机构投资的话首先要动用资本金补亏，但从国际经济调整的时间来看，即便这些机构将来可以转好并出现收益，至少也得经过好几年。
汪段泳表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普遍缺乏战略规划，主要表现在：一，只考虑价格和易得性，而不考虑投资目标与企业整体发展目标是否相符；二，没有制定长远的商业计划，对收购目标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明确；三，对投资目标的事前尽职调查不充分，导致没能及时发现其中的风险；四，交易之前没有充分考虑整合计划，致使交易之后整合失败。
应鼓励分散投资领域
中国境外投资的国家或地区分布的多元化、行业分布的多元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才能够有效地化解地区集中、行业集中的风险。
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苗迎春认为，当前我国政府在海外投资的法律保障方面缺乏统一的、稳定的、权威的立法，管理上政出多门，部门间职能交叉、内容重叠，这会大大降低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效率；在具体鼓励和保障政策上，虚多实少，缺乏具有实质内容的具体政策；在服务保障体系方面，政府不能充分利用调动资源的优势以解决市场上的信息失灵问题，也没有能很好地参与到跨国投资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来；政府在相关产业政策上没能对企业提供正确的激励机制。
汪段泳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对于促进企业内部改革、改进治理结构、打造具备全球运营能力的跨国公司发挥出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的“走出去”战略偏重于强调国家资源安全保障政策，导致投资明显地向着能源与矿产资源方向倾斜，而这些领域与品牌开发、销售渠道拓展和培育创新能力关系不大，可能导致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采取各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而不是基于战略思维规划投资行为。
专家因此建议，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该制定长期的战略规划，鼓励分散投资领域。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研究总监郭继丰认为，中国境外投资的国家或地区分布的多元化、行业分布的多元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才能够有效地化解地区集中、行业集中的风险。
苗迎春指出，要避免海外投资风险，必须加强对投资国政治形势的跟踪和评估，一旦政治风险增大，要及时与东道国政府沟通，阐明风险发生对东道国的弊害，获得谅解与支持。同时，要引导企业购买与防御政治风险有关的保险，将政治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降低和转移政治风险。
建立风险预警体系
需要有专门的机构对国家或地区、行业、企业的风险进行事前的分析与揭示。
郭继丰建议，对于境外企业应该有事前监督管理，建立企业走出去的风险预警体系，即事先掌握海外投资分布的国家或地区的风险、行业的风险，需要有专门的机构对国家或地区、行业、企业的风险进行事前的分析与揭示，便于商务部对境外投资进行审核和管理，便于财政部、国资委对境外投资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对于海外投资的风险预警就目前全球的服务行业或机构而言，依托信用评级机构更为妥善。从国际的经验看，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都建有国家或地区信用风险评级体系、基于行业的信用评级体系、企业信用风险评级体系，基本能够揭示一个国家或地区、行业的风险大小，对于海外投资的风险预警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
湖北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负责人艾力说，从目前国内的信用评级机构看，国内的信用评级机构在经过20多年的培育和发展，已经建立了企业信用风险评级体系、基于行业的信用评级体系，国家或地区的信用评级体系基本建立，一个从微观到中观、宏观的风险揭示和预警体系正在形成，基本能够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提供风险咨询服务。
汪段泳表示，在制定“走出去”战略的同时，要用好第三方咨询机构提供的风险评估结果，有的放矢地对当地不同风险提出对策。同时，国家要鼓励本土金融中介发展，主管机关一要严格把关相关衍生产品进入市场销售，二要认可相关本土金融中介，给予其对相关业务进行评估的资格。
“中国投资威胁论”成重要障碍
应通过积极、正面的沟通，打消投资东道国的疑虑。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流量的不断增多，“中国投资威胁论”成为维护我国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障碍。因此，加强境外公关能力建设势在必行。
苗迎春指出，要大力宣传我对外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建设的积极影响，比如带动资金和技术，增加当地的就业与税收，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提高经济增长率等。在宣传中，要注意引用一些鲜活、生动的案例，增强形象宣传的正面效果。应通过积极、正面的沟通，打消投资东道国的疑虑，为双边投资和经济合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除了巩固与亚洲贸易伙伴关系外，中国今后还应不断加大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投资力度。
汪段泳认为，非洲国家无论是法律要求、环保要求都比发达国家要低一些，且大多与我国维持着较为友好的外交关系和传统友谊，对来自我国的投资接受程度较高，可以更好地拓展中国的海外投资。
链接：利比亚动荡致湖北企业损失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