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资本发达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目前正在形成一个规模巨大、形式多样、异常活跃的民间金融产业。
这些民间金融产业有些纯属“地下金融”，风险极高；有些处于灰色地带，亟待政策规范和引导；有些则是民间金融家创造的正规金融延伸业务，弥补了我国尚不发达的金融服务业的短板。民间金融从业人士和相关专家认为，各级政府应该尽快制定相应政策，引导民间金融浮出水面，同时鼓励合法的民间金融创新，使暗流涌动的民间金融纳入“阳光监管”。
民间金融形态多样 “操盘”资金量巨大
记者在浙江、福建、上海等东部省市采访发现，民间金融的形态令人眼花缭乱。民间资本进入民间金融领域，民间金融创造出新的民营经济模式，三者形成一条纠结的链条。
以温州为例，据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温州民间金融主要有五种形式。
一是亲朋好友间借贷，主要是在个体私营企业创办之初。特点是规模小、金额小、利率适中，带有普遍性；二是温州民间融资一种传统做法叫“成会”，由创业急需资金者发起，也在亲朋好友之间，实行会员制，既解决了创业资金短缺问题，又让筹集的资金有利息可得，有一定的增值；三是向私人钱庄或典当行借贷，主要是企业资金周转发生暂时困难，需求紧急时，但借贷期短，利率相对比较高；四是向信用担保公司借贷。信用担保公司是融资的中介机构，按正规的业务要求是不能直接进行融资的，但事实上多数担保公司都在经营直接融资业务；五是向小额贷款公司借贷。
周德文初步统计，温州的各类“投资中介”公司有300家以上，进入创投领域的资金量大概是1500亿元，进入金融领域的有1000亿元。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信贷管理科科长陈明衡介绍，人行在温州市的各类民间金融公司设立了80个监测点，监测结果显示，温州市的平均民间借贷利率为月息1.9%，一些担保公司“过桥”拆借利率达到月息4%～6%，甚至更高。
福建的民间金融模式与浙江相似。厦门泉州商会会长苏福伦介绍说，泉州市是福建省民间资本最充沛的地区，资金目前主要流入厦门进行资本运作，从事投资业务和低风险的借贷业务。他说，泉州商会希望与温州商会合作，结成联盟关系，扩大资本市场的“话语权”。
上海成为各类资本寻找机会的“大本营”，也是国内外创投公司、私募基金最集中的地区。上海钜石股权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朱江平来自浙江义乌，目前正在上海筹备一只民间矿业基金，第一期5亿元人民币左右，共10个合伙人，与北京的一家国有专业公司合作投资国内外采矿权。
高风险地下金融与创新型金融服务并存
在浙江、福建等地活跃的民间金融活动中，通过传统的借贷关系赚取利差是“地下金融”的主要形式，借贷利率依据“低风险低利率、高风险高利率”的原则，完全由市场需求调节。
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长周松山调查，目前，温州共有各类担保公司159家，而在温州市经贸委备案的仅有42家。此外还有各类无法统计的打着担保名义进行社会集资活动的“类担保公司”，以及典当行、寄售行、合会等组织和机构非法从事高息社会集资活动。
泉州晋江市恒诚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刘燕英向记者抱怨，公司是晋江目前唯一的小额贷款公司，政策约束非常严格，如注册资本3亿元，就只能做3亿元规模的贷款业务，利率是银行利率的4倍。“但是晋江从事小额贷款业务的担保公司有几十家，大家做的是差不多的业务，但他们的利率随行就市，经营灵活，税收还比小额贷款公司低。”
陈明衡认为，“地下金融”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由于资金民间来民间去，暂时还不会对正规金融机构带来系统性风险。“但是，我们发现，民间借贷与银行信贷之间也开始出现交叉现象。一些企业把工厂作为融资平台，把从银行贷出来的钱拆给投资中介，转出去赚取利差。”
记者在调查中同时发现，一些有远见的民间金融人士开始走出“地下”，探索一些新型金融服务业产品，弥补我国银行业的金融服务“短板”。
在温州最早开办私人钱庄的方培林目前已把主要精力投向自称为“存单、房产质押抵押的履约担保”业务。如一家企业用经过评估的1000万资产抵押到银行办理贷款，银行一般会打折后贷给企业600万到700万元，其实企业可能需要1000万元。方培林和银行和贷款企业合作，用民间闲置的存单和房产向银行提高质押抵押担保，再贷出300万到400万元给企业，企业拿到的这部分贷款利率月息1%～1.5%。方培林的金融业务在法律上无懈可击，得到浙江省金融办的认可，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金雪君认为方兴担保模式“激活了民间的剩余价值”。
在浙江和福建，类似方培林这样的民间新兴金融业务还有许多。如厦门泉州商会和四大国有银行共同开通的“泉州并购通”、“泉商互助通”，为泉州企业之间的产业链整合提供金融服务；福建七匹狼控股集团公司正在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为企业的生产设备提供租赁服务。
设置“防火墙” 开通“阳关道”
鉴于大量民间金融行业处于“地下”“半地下”的现实状况，以及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服务业的巨大热情，相关专家认为，让民间金融“浮出水面”，并为他们开通“阳关大道”，是疏导民间资本流向、激活民间投资、创新金融形态的关键。
一是对高风险的民间金融设置“防火墙”，防止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陈明衡认为，目前高风险的民间金融业务都发生在熟人社会之间，操作非常隐蔽，很难监管，对于这一类金融活动，关键是要割断正规金融和高利贷之间的纽带，监管部门以及每一个银行都要对每一笔贷款的用途进行严密跟踪，防止其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大部分人则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尽快推出《放贷人条例》，给民间金融以合法地位，规范放贷机构及个人借贷的行为，为借贷合同纠纷的裁决提供法律依据。周德文认为，《放贷人条例》可以为大量民间资本、地下钱庄转化为产业资本提供合法渠道。
二是为民间金融提供更多的平台，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浙江省工商联研究室主任周冠鑫认为，民间金融平台很多，目前最关键的是建立适应民营企业发展需要的中小资本市场，如引入资产证券化融资方式，大力发展证券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公共投资产品。同时大力发展与民营中小企业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放宽对金融机构的股比限制，真正实现地方金融机构民营化。放宽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典当行的准入门槛，增加其数量和资本规模，把更多的民间金融行为纳入监管。
三是鼓励民间资本发展各类创新型的金融服务业，在一些地区先行试点。陈欣慰说，七匹狼公司目前正大举进入各类政策没有禁止的金融服务业，目的只有一个：抢占地盘、培育资源、培训人才，为未来金融服务业放开占得先机。
周德文则认为，目前进入这些行业还有牌照限制，能够进去的大多是各地有社会知名度、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民营企业，这就在不同民间资本之间造成了新的不公平。因此，要发挥民资发达地区的政府民间投资服务中心、各行业协会及其他社会中介的作用，为民间金融提供法律、政策、财务、技术、管理、信息等咨询和具体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