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也向往当‘白领’，但其实，整个社会急缺的是‘蓝领’。”来自上海的农民工代表朱雪芹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直陈“用工荒”背后的结构性矛盾。她提出的“白领”“蓝领”之问，已成为代表热议的话题。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突出强调“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不过，当“白领”还是当“蓝领”，对于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准就业”人群而言，依然是一个困惑。
３月初，当我国沿海地区的“用工荒”正略有缓解时，上海的某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却门可罗雀。负责人高苇说：“培训中心的电工班，去年第一期开班时，勉强招到２０个人。到考试时，只剩１６人。今年正在培训的第二期，人数为８人。”
“从整体看，农民工职业培训的进展并不理想。”上海市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赵建德分析，培训项目难与企业需求挂钩、培训地点远离厂区等都是导致门可罗雀的因素。
上海高达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培训部主任张兴业认为，由于技能培训课时长，农民工群体流动性较强，能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多。
针对此类现象，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说，“用工荒”不仅印证了我国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反映了职业培训本身也存在较为严重的“结构性矛盾”。
严诚忠分析，一部分渴望进入大城市发展的农民工，急需中高端技能培训，但大都市所提供的一些“蓝领班”，大多只是在“白领班”基础上“小修小改”的课程，难以满足实际需要；另一部分希望留在二三线城市、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更找不到合适的职业培训机构。
黄能德是上海市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的一名施工员，１９９２年从江苏启东到上海打工，从一名“只会卖力”的一般工人成长为技术骨干，他说还得归功于公司的“进厂培训”。
“公司利用晚上和中午的休息时间请专门的老师来工地上课，既能学到本领，又不耽误挣钱。”黄能德说。目前他已经拥有焊工证、电工证等技术证书，月薪也上升至５０００多元，而目前公司工人的一般月薪为２５００元。
农民工代表朱雪芹也有与黄能德相似的感受。在今年两会上，朱雪芹代表提出，“蓝领”培训门可罗雀，不仅是农民工的培训意识问题，更与整个社会倡导的某种职业价值观有关。她在两会上呼吁，应当提倡破除“白领崇拜”，才能在“十二五”期间引导农民工逐步向技能工人转型。
“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尊重‘蓝领’的氛围，直接帮助德国较为平稳地度过了前不久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全国人大代表、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陈伟兰也在两会小组讨论中直言。她认为，在中国，要破除职业教育的“白领崇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朱雪芹认为，破除“白领崇拜”，还需个人和企业共同努力。她在上海打工１０余年，接受较为完备的在岗职业培训，还参与过赴日研修，岗位晋升也很顺利。她说，尽管不是每个农民工都有这样的幸运，但自己的经历就是一段典型的“蓝领”成长之路。她说：“我能在同一家企业任职１０多年，没有频繁跳槽，与企业良好的培训文化很有关联。”
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上建议，企业和社会共同来做好职业培训这块大蛋糕。陈伟兰建议，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企业，将每年员工培训的固定经费受益人，从白领高管向基层蓝领倾斜，真正实现企业与工人共同“转型”。
据了解，近年来，为鼓励帮助农民工提高职业技能，国家和地方相关部门已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培训机构每培训一名本地在岗农民工，还可获得一定的补贴。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也明确提出，在新的５年内，将“建立农民工基本培训补贴制度，推进农民工培训资金省级统筹”。
不过现实中，也有个别省市的个别培训学校利用监管漏洞，或虚报人头，或请人代考，套取国家补贴。
来自重庆法律系统的全国人大代表汪夏说，帮助农民工成功转型成“蓝领”，还需撑起一把法制保护伞。地方劳动就业部门对举办“蓝领”培训考试和培训班的机构，应当从严审核其培训资质、软硬件设施等，为农民工培训创造良好的环境。
严诚忠代表认为，“十二五”期间，国家和地方的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资源将进一步向约２．４亿农民工倾斜。而培育、规范良好的“蓝领”培训环境，还需建立一种政、企、学等多领域的联动机制，为实现教育公平增加“助推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