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报告不仅阐明了十二五期间重大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任务，还提出了今年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以及相关任务。我们认为，这些目标和任务的完成将有利于为十二五规划指明的经济转型方向开个好头，但是要想使经济转型迈入可持续的内生发展道路，仍需要政府在十二五期间实施更艰巨的制度变革。
尽管十二五规划确定的五年年均增长7%，但政府仍将2011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8%。我们认为，这可能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虽然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挑战，但在目睹了2009、2010年中国经济较快的复苏路程之后，中央确信当前由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推动的中国经济增长动能还没有削弱，我国经济增长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因此当前有着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有利条件。
其次，维持一个平稳较快的增长速度也是当前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需要，如当前结构调整的许多措施不免会影响短期经济增速，典型的如房地产调控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调控，都会明显拖累经济增速，如果经济增长不能保持平稳的态势，类似房地产调控这样的经济结构调整措施同样也很难推进；再如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也是社会阶层利益调整的一个过程，如果不能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速，创造较多的物质财富来弥补结构调整受损方利益的话，结构调整就会遇到巨大的阻碍，若在没有创造一个快速增长的内需市场前，众多出口企业向内需市场的转型就难以成功。
此外，维持十二五初期平稳较快的增长速度也可为后期经济增长的可能放缓减少增长压力，从而比较容易实现十二五年均增长7%的目标，为今后结构调整的深入腾挪空间。如2013年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实现零增长，老龄化人口比例较快上升等劳动人口“红利衰减”现象将使得十二五后期经济增长潜力放缓的可能性较大，若能在十二五初期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速度，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就可以更从容应对今后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挑战。
应该看到，有了2010年中国经济已经形成良好的增长态势，2011年政府保增长的压力实际上是减轻的，这也是今年财政赤字总量减少1500亿的原因，各地或各部门也就可以适当减少经济增长方面的压力，真正花更大精力落实中央提出的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为了实现这一政策目标，中央政府也比以往提出了更多数量的约束性要求和指标来督促各地或各部门实施民生改善工程。
针对民众反映最强烈的物价问题，政府从以下多个方面赋予有关部门调控物价的责任和义务：有效管理市场流动性，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的货币条件，这意味着在当前货币和贷款增速目标的实现仍有一定距离，央行短期仍将延续前期的紧缩力度，加息或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仍有可能；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全面加强价格调控和监管，这意味着在中上游价格传导压力较大、社会通胀预期较强的情况下，政府很可能动用强大的行政力量实施类似2008年初那样的短期价格管制。
民众最关切的收入分配改革问题，政府也将在2011年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它们包括：降低所得税门槛，调整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级次级距，这显然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收入，个税免征额提高，可以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整体获益程度更大；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稳步提高职工最低工资、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这些要求已经在各地得到普遍实施，最低工资提升比例大都在15%以上。
各类关系民生权益保障的政策也有望在2011年得到强化。如针对部分地方政府无视农民权益，而过度追求城镇化率提高，中央政府要求各地要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和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切实保护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权益；今年财政支出的更多部分将用于各类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它们包括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从2010年的24%的县扩大到全国40%的县，解决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养老保障的历史遗留问题，确保今年医改攻坚年各项目标和任务的完成等；以问责制的机制赋予地方政府遏制当地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的责任，以签订“军令状”的形式督促地方政府切实完成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的义务。
可以预期，在较强的中央政府约束下，今年各地的民生事业会有较大的进展，民众的生活幸福感也有望一定程度提高；但这些成果只是初步的，原因在于：这些促进民生改善的政策仍主要偏重于技术操作层面，在没有从制度层面上建立各地民生保障的激励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它们的政策实施效果将难以有持续性。如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根源，来自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平等竞争原则在生产领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由此决定了分配领域的不合理。再如当前地方政府难舍“GDP情结”、轻视民生投入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考核机制和广大民众缺乏监督和约束的正当机制。这些问题都不是靠政策可以解决的。
值得赞许的是，中央政府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制度痼疾，并在十二五报告中给予了明确指示，如报告要求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不断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建设，必须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
我们期待着这些制度变革能在十二五期间尽快开启实质性“破冰”之旅，而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当前已经严重制约经济转型的社会领域变革，从而激发社会的创新活力，推动中国经济转向“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