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3月5日），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举行记者会，邀请五位全国政协委员就“协调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回答记者提问。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被上楼”、“拆村并居”等现象被记者反复提起。
对此，出席记者会的委员多表示，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都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还要考虑农民“上楼”后生活成本加大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城镇化进程中必然涉及土地空间扩展，而城市化道路受到18亿亩耕地红线限制。因此一些地方出现大拆大建，还提出“三年大拆大建大变样”，目的就是在原有的土地上进行拆迁，腾出新的土地用于商业开发。而农村的旧村改造中，确实也出现一些农民“被上楼”的情况。
回答记者关于搞新农村建设中，一些地方“拆村并居”出现问题时，民盟中央委员、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成贵说，有些地方滥用了政府权力，为了增加建设用地，为了扩大土地财政，走的有点极端，甚至强制性推行，这必须要纠正。
谈到土地被征迁后农民的生计问题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吴焰认为，农村城镇化不仅是农民居住形态的变化，还将带来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农民没有土地，如果今后又把征拆补偿费消耗掉，将会产生极大的风险和隐患。”他说，农民土地被征迁后，要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政府、开发商和农民可从土地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共同建立农民个人账户，等被征迁的农民五六十岁之后，再定期发放养老保险。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委员、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钱克明还特别提到，增减挂钩过程中，有些农田转化为建设用地了，按照法律的要求要补上，占了一亩就要补一亩，在补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多虚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足。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制约着城市化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是户口问题。
蔡继明称，这些年很多地方户籍问题逐步淡化了，就拿北京市来说，应届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到单位只解决工作问题，不给解决户口，他们也留在城市工作。没有涉及买房，孩子入学等问题时，有无户籍区别不大。但最近北京的限购，一下凸显了城市户口的重要性，户口问题就更加严峻。
蔡继明认为，目前城市化进程当中，制约着城市化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还是户口问题。户口簿不单纯是一个户口登记，户口背后隐藏着很多含金量，包括就业、住房保障、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等。这些制度如果不改革，户籍制度是不可能取消的。
提高城市化进程的质量，不仅涉及进城务工的农民，还有从不同的城市进入到一些大中城市的居民，都要能够享受到当地原居民同等的待遇，当然他一定要为当地做出贡献。
蔡继明委员称，除去近1.5亿左右的进城农民工这个因素外，我国的城市化真实水平可能仅35%左右。
昨日上午温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城镇化要从47.5%提高到51.5%。按照蔡继明委员的说法，“十二五”期间首要着力解决已进城务工时间较长，有稳定的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包括家属加快转变为城市居民。
李成贵委员认为，发挥大城市吸纳人口功能的同时，应该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作为吸纳农民工的一个主战场，更多地鼓励和支持就地城镇化。
对于农民工进城怎么办呢？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表示，无论房价再怎么降，恐怕也难降到农民工进城能买得起的地步，“还是应该先租房。”
蔡继明委员认为，无论是农民进城还是农民上楼，在一定程度上都会节省耕地，问题是节省出来的耕地和建设用地如何进行分配？“为什么在自己的建设用地上一定要把集体建设用地征收为国有？”
他表示，地方政府在积极地支持，在推动村、镇撤并建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盯住了农民的宅基地。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化模式之外，能不能考虑允许农民自主的推进城市化，让土地进入市场，和城市的国有建设用地做到同地、同权、同价，使农民在土地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个属性不改变的情况下，让农民分享到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土地红利。
李成贵委员认为，拆迁并居建立新型农村社区还是要本着几条原则：一是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选择。有些村庄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形成的，让它几年就变了，农民可能没有准备好，上楼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生活方式变了，生产方式没变，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尊重农民意愿是底线；二是要搞好规划，规划是建设的灵魂。规划要体现科学发展，我们要有一个理性、平和、从容的心态；三，这些拆迁并居征地出来的土地归农民，土地所得的绝大部分收入也要归农民。（记者涂重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