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同志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在谈到中国的稀土资源时，小平同志讲道：“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的稀土资源占全世界已知储量的80%，其地位可与中东的石油相比，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办好，把中国稀土的优势发挥出来。”在小平同志这段话的激励下，中国的稀土产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很快便占领了世界稀土90%以上的市场。然而，在飞速增长的数字背后，中国稀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稀土储量急剧减少，由10多年前的85%，降到目前只占世界总储量的36%！据专家估计，按目前的开采速度和出口规模，用不了几十年，中国就会沦为世界稀土资源贫国。到那时，中国再想从他国进口稀土，必然会处处碰壁，近年来，中国钢企总是被三大矿山卡脖子就是明证。中国稀土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一、定价权的缺失
    随着近年来世界电子、激光、超导等高科技产业呈几何级增长，一直有着“工业味精”之称的稀土的国际需求量越来越大。中国是世界稀土的最大供应商，供应量约占世界需求总量的97%，居绝对垄断地位，然而，中国的稀土价格并未随着中国垄断地位的形成而水涨船高，反而出现下降趋势。据统计，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约10倍，平均价格却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六成左右。以2009年氧化铈的出口价格而言，每吨不过1.4万～1.6万元人民币，折合每公斤不到16元！
    按经济学原理，商品的价格由商品的价值决定，同时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当某一势力对一种产品的供应量占有一定的比例时，就会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从而可以影响这种产品的价格。铁矿石三巨头之所以敢年年提出令国际钢企发疯的涨价要求，正因他们垄断了世界铁矿石贸易量的70%，从而获得了铁矿石的定价权。稀土是现代工业、国防及高新技术应用中极为重要的功能性材料，是一种极其珍贵的战略性资源，而中国又几乎是世界稀土唯一的供应商，在国际稀土贸易中所占份额远超铁矿石三巨头在国际铁矿石贸易中所占份额，为什么稀土的国际价格却连年走低呢？我们的稀土，到底比铁矿石差在哪儿呢？
    一言以蔽之，差在定价权的掌握上，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稀土国，根本就没有定价权！
    国际市场供需格局中，谁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谁就掌握了定价权。三大铁矿石供应商之所以敢漫天要价，就在于他们牢牢将国际铁矿石的供应份额控制在自己手中，造成钢企必须依赖他们的贸易格局。反观我国稀土行业，稀土企业遍地开花，各自为政，散乱无序，一点蝇头小利都可能引发他们竞相滥采贱卖，致使一些发达国家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的稀有金属，转而低价从中国进口实施他们的战略储备。例如美国于1997年就封闭了其国内最大的稀土矿——芒登帕斯矿，改从中国进口稀土进行储备；目前日本83%的稀土来自于中国，但是他们除了使用之外，更多的是将从中国进口的稀土埋入海底储存，目前存量已经够日本用上至少20年（也有报道说40年）。
    二、失衡的产业格局
    研究表明，在稀土产品的价值链上，稀土精矿、新材料和元器件的价值之比为1∶50∶500。中国虽是稀土大国，顶着世界稀土产量、出口量、消费量第一的帽子，但中国却并非稀土强国。中国的稀土萃取分离技术在世界上已属一流，但在稀土功能材料的生产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着巨大的差距。中国生产的稀土产品主要是永磁材料、发光材料、储氢材料和抛光粉等低、中附加值的初级产品为主，其出口量占到总量的75%左右，而高纯单一稀土氧化物、高级稀土金属合金等高附加值产品仅占出口总量的25%左右。可见，中国目前仍处在国际稀土产业链的最底端，充当了廉价原材料供应商的角色。
    目前，世界上生产稀土功能材料的核心技术与专利主要掌握在日本、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手中（见表2-1）。他们以其稀土专利技术优势对中国稀土产业进行扼制，阻止中国稀土产业进入高端领域，从而攫取了大部分利润。比如发达国家企业从中国进口稀土分离物质后生产出高精技术产品，再返销回中国，附加值就会增长数倍，乃至数十上百倍，以氧化钕为例，中国出口的时候是20多万元一吨，到日本提纯成金属钕后再卖回中国，一公斤就要20多万元。
    这种失衡的国际稀土产业格局与中国的稀土大国身份是极为不符合的，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目前中国稀土应用开发人员虽然较多，但力量分散，近6000名科研人员分散在数百家科研院所与企业；二是中国在稀土高新产品应用材料技术研发上投入少又较分散；三是中国的稀土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薄弱。
    要想改变这种局面，使中国稀土产业从低端走向高端，首先，就要整合目前的科研力量，加大对科研的资金投入，依靠科技创新转变稀土产业的增长方式；其次，稀土企业要增强创新意识，加快稀土应用研究，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再次，稀土企业要调整产品结构，大力发展稀土高技术新材料及高附加值应用产品，如高综合性能稀土贮氢合金材料、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新型发光材料、稀土催化材料、高性能电子陶瓷、高性能稀土光学玻璃材料、稀土纳米材料等，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产业持续发展的后劲。
    三、缺位的行业组织
    行业协会、商会等行业组织是企业利益的代表者、企业经营的服务者、国家利益的维护者、上下关系的沟通者、社会公共关系的协调者。行业组织具有民间性、自律性、专业性、服务性的特点，可以承担许多社会必需承担但又难以由政府和企业直接承担的事务，发挥其内部协调、信息沟通、维护权益等方面的作用，从而引导企业健康发展、提升企业素质。然而，作为一个稀土生产和出口大国，中国的稀土行业却一直没有一个自己的全国性行业组织进行协调工作，只有几个地方性的行业协会，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分而治之，根本无法发挥大的影响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所幸国家和稀土行业都认识到缺乏行业组织的弊端，为加强行业自律，促进稀土工业健康有序发展，目前，在国家工信部具体指导下，由内蒙古包钢稀土、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有研稀土、甘肃稀土集团等8家单位共同发起，开始了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的筹备工作，现已获得工信部批复，只待民政部等职能部门最后审批。
    建立一个统筹全国稀土生产企业并有效实现南北联合的稀土协会，是稀土行业发展壮大的基础组织条件，协会可以为企业提供生产指导、市场调研、行业管理、中介服务、贸易摩擦预警等，还可以以组织的形式对稀土行业的重点问题如出口价格、出口配额等施加更大的影响，从而使中国稀土产业走上健康有序的发展之路。
    四、变相的外资
    中国将稀土领域对外资开放，本意是以资源换取稀土终端应用的技术和产业发展，但这个思路如同汽车产业的市场换技术一样失败了。汽车产业是市场失去了，技术却没得到，一汽、东风、上汽、广汽等不过是国外汽车巨头设在中国的生产车间而已；稀土产业是技术没得到，资源却被诱拐，越来越多的外资，打着技术的幌子进入稀土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投资设厂，轻而易举地获得当地的稀土资源，简单加工后便运到国外进行深加工或储备。
    目前，在中国的合资稀土企业有几十家，遍布包头、赣州等稀土主产区，这些企业虽为合资，但实际操盘的大多为外方。在中国政府对稀土行业加强管理、收紧配额的情况下，外资之所以大规模进入中国稀土产业，目的就是绕过配额，获得原料，因为在中国境内的工厂购买稀土原料及初级产品是不受配额限制的。
    为保护稀土资源，中国政府对外资进入中国稀土行业有严格的规定，禁止外商在中国境内建立稀土矿山企业，但允许外商投资稀土冶炼分离项目(限于合资、合作)，同时鼓励外商投资稀土深加工、稀土新材料和稀土应用项目。也就是说，外资企业在国内被禁止涉足稀土矿山开采和初加工的领域，但在深加工环节并不受限制。正是这样的规定，使外资寻找到了钻空子的空间，他们在国内大量买入稀土原料和金属，简单加工后便运到国外进行深加工或储备，这样就成功地规避了中国出口配额的限制。
    以一种医疗仪器和电机设备上常用的钕铁硼材料为例，一般的稀土合资厂经过冶炼、制粉、成型、烧结四个简单的步骤，就可形成钕铁硼合金，之后就可以直接出口而不受配额限制。但这种所谓的深加工其实只是第一道工序而已，如同把稻谷碾成大米一样，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原矿出口。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1月份，钕铁硼磁粉和钕铁硼合金的出口量仅仅为90.3吨和7.2吨，但随着国家政策调控的收紧，到9月份，其出口量已经飙升到1110.8吨和234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