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对住房问题提出的许多政策和意见安排有盲人摸象之嫌，需要一项综合的、全面的、系统的、着眼于顶层设计的住房政策。”3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出席“住房理论与政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四届高层论坛”时作出上述表示。
　　李扬认为，以往住房调控政策只注意调房价，但是对价格下面的结构问题重视不够。在市场结构不清楚的情况下盲目调房价效果并不好，中国房地产市场十年九调控，政府总是围绕价格的波动调控，涨价往下打，跌了往上抬。这种调控思路需要重新审视。
　　中国的资本市场曾经也不断调控，股指一变动就调控。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监管部门逐渐成熟，只调控市场结构，看看上市公司怎么样，看看交易结构如何，有没有徇私舞弊和内幕交易等，而不再把注意力放在股指上面，效果很好。对住房市场调控也不能只把目光放在价格上，而应该放在造成价格变化的基础制度上。
　　李扬同时表示，分析住房问题首先要了解住房的性质。住房作为物质产品，本身兼具了消费品属性和投资品属性。因此买房就会在满足居住需求的同时满足投资需求，二者如何区分是个问题。既然无法区分，就应该相应制定不同的政策。
　　住房问题不是纯粹政府或者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传统体制下，政府用计划的办法解决不了住房问题，现在看来，完全由市场来解决，效果也不好，因此未来大的制度安排应该是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有效配合，分工明确，强调某一方面都有失偏颇。
　　李扬认为，房改以来的政策目标是怎样的，至今没有一个清晰的描述。政策导向给人的感觉是让多数人买得起房，对租房这种形式重视不够。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国都不可能通过买房的形式满足本国所有居民的住房需求，基本上都是买和租并重。
　　李扬认为，中国住房市场的发展严格意义来说是土地逐步资本化的过程。以前中国许多生产要素都是非资本化的，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现在卷入资本化的浪潮很正常。土地从无价到有价，从低价到高价，关键问题是资本化过程中的收益分配。也就是说，土地从无价到有价，谁应该享有收益？中国土地资本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享有了主要的成果，去年光是卖地收入就达到两万多亿。与此相对应，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无地、无业、无收入的“三无人员”，于是就有了社会问题。现在中央要求地方政府用卖地收入建设公租房，是土地资本化过程中的收益用于解决一般居民的制度安排，这个路子抓住了土地资本化收益的分配问题。
　　对于许多人关心的小产权房，李扬认为，小产权房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城市房价翻番，农民作为公民为什么不能享受这个过程带来的成果？为什么不能享受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收益呢？城市居民如果感觉房价贵，为什么不能找便宜点的房子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