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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02 作者：[美]谢德华 来源：经济参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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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种作为新生事物的市场无论健全与否，都从根本上影响着中国人相互之间及民众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让我们先来看工作单位制度的消失意味着什么。如今中国人不是像以前那样生活在被分配的地方，也不一定与工作中的同事住在一起，而是想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更确切地说，是生活在他们买得起或租得起的房子里。他们的社交圈已经非常复杂和多样化，其中的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再是同志式的内向型关系，也不是在国家工作单位的有形界限和严格等级体系中相互竞争，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种关系类型：街坊邻里之间的关系以地域为基础，利益、爱好和宗教相同的人之间的关系在地理上比较分散，与工作中的同事或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也同样不具有地域属性。这是一种外向型的社会互动，它能为商业注入动力，替商店招来买主，令饭店顾客盈门，使街道熙熙攘攘。这种关系也许是一种可喜的变化，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正常的公民社会。如今，这种关系还面临着新的变革压力，压力来自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手机、文本信息、电子邮件、互联网搜索以及种类繁多的电子媒体。
当然，国家的管制制约着这些互动模式中的任何一个，制约的强弱取决于它们的敏感程度。然而，即使在最普通的、与政治无关的问题上，例如与朋友之间的交往，与更大的社会圈子的联系，以及与更大的外部世界的接触，这些新模式也会把公民的自我意识及其参与转化成各种新型社会力量，而这些力量之间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本质上说，公民已经被分割为一个松散的群体，他们在一个遍地是选择、机会、风险和压力的社会环境中生活。
那么，这种变化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呢？从一个层面上看，它意味着人们享受到了梦寐以求的自由，一种几乎不受约束的自由。
这种自由表面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影响深远。就在不久前的“工作单位”时代，公民还处于对国家的经济依附中。像职务晋升、结婚申请、住房档次的提高和医疗保障的获取这类事情，单位都会进行控制。在那个年代，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是政治问题；但在今天，生活中已经几乎没有政治问题了。一个人要想从政就得承担风险，但处理生活中的绝大部分事务都无须介入政治。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环境与以往完全不同了。社会契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且还处于深刻的变化中。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国家控制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公民必须服从”。由于生活中太多的问题都已经市场化，社会不能再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管理了。国家如今不再把公民的日常生活纳入政治等级体系中，许多在局外人看来属于政治问题的行为，如今都是中国人可以自由参加的公平比赛。
另一方面，国家也需要普通民众纳税、遵守法律、外出工作，需要他们从事其他所有平凡而又极其重要的事务，因为这些事情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国家需要这些积极的行为，需要这些积极的政治参与形式，但已经不需要那么多制约手段了。而公民也获得了相当大的经济自由，如今主宰他们生活的是市场，而不是国家等级体系。所以，有一件事情是政府必须要做的，那就是让不关心政治的老百姓信服：政府的管理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服从政府的管理因此是值得的。从根本上说，政府必须获得公民的自愿服从。无论是向公民分配具体的物质利益，还是展现更为抽象的雄心壮志，要想使这些诉求被认为是“正当的”，绝非易事。
如今，中国政府的上述努力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形势。很多人一贯认为中国政府的成败取决于其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的能力，而经济增长本身又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目标。然而，中国高层领导的言论表明，政府的目标越来越多地来自比经济增长更宏大、更具挑战性的目标。中国领导人公开宣示致力于实现一些宏伟的目标，比如依法治国、公平分配、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障、清洁的环境，而这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中国领导人不仅表示要实现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且承诺这种增长要为人民带来真正的实惠，要切实改善每一位公民的生活质量。这就是说，他们的目标不是局限于国家的经济增长本身，而是要求经济增长必须惠及和服务于每一位公民。中国官员提出构建“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一些西方人认为他们提出的目标是出于宣传的目的，甚至还作为笑料来谈。然而，在日益多元化的中国社会，这些提法绝无可笑之处。事实上，这些目标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提供了可能：有些内容是关于执政兴国，有些与国家事务没有关系，还有许多介于二者之间。因此，就连在主流媒体的节目和专家型官员经常发表的公开谈话中，“小康社会”的概念也已经无所不包：从清新的空气、安全的产品和物质财富，到发展教育、依法治国、休闲娱乐和精神享受。
由于这些提法涵盖的内容越来越多，被提上政府议事日程的相关议题相应地与日俱增，而这些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艰巨的任务，需要制定各种配套政策、多方投入大量资源来完成。毕竟，我们所说的只是一种结果，它取决于政策、政府机构、商业组织、市场、社会各阶层以及公民的不同偏好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在市场化的环境中，“治理”的全部含义就在于此。无论在任何地方，政府几乎都没有办法有效地驾驭这些因素，都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求助于公民社会，就连在最富有、最发达的国家也不例外。
这种趋势表明中国的社会契约正在快速形成中。国家鼓励民间组织进入“治理”这一重要的政治领域。现在，国家公开宣布要在广泛的问题上对公民承担责任，同时也需要公众的配合和支持。
国家需要民众的支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国家在维护基层政府秩序问题上离不开公众的配合。目前，中国基层政府的消极腐败现象惊人，已经损害了现有的政治秩序。因此，国家赋予民众新的法律权利，并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目的是让他们认识到这些权利。这种做法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各地针对地方政府腐败现象的举报等事件时有发生。
我们一向习惯于从事物的对立中（比如国家和社会）看待政治，但在观察当今中国发生的现象时，最好采取一种有机联系和进化论的视角。引起世人广泛关注的激进政治行为，通常是普通公民、针砭时弊的国家媒体记者以及国家机关内部号称是“刺头”的人联手推动的。这些人自视为爱国者和现有制度的捍卫者，经常不约而同地向某些不公正现象作斗争，比如学校的劣质工程、农民的沉重税负、大企业对环境的污染以及房地产开发中的腐败行为。
其次，在国家无力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里，政府会鼓励民间团体进入和填补空白，特别是在创办学校和修建公路等地方性事务上。当然，无论是对法律权利还是民间团体的鼓励，一般来说开始都是尝试性的。
谁也不知道中国会走向何方，但现实情况是，目前的变化不可小视，就连在政治体系最高层也不例外。中共中央党校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这个设在北京的机构是最重要的高级官员培训基地，它的课程设置基本上能够反映官方的路线，即党和国家的政策走向。
就在不久前，中央党校开设的课程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思想，如今已经改为各种技术类课程了，比如公共管理、公共财政、环境治理以及各类其他实用专业知识。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政治类课程中，已经出现了比较民主制度以及公民社会在有效政府作为中的作用等内容。
近年来，中央党校的学者们开始公开发表报告，勾勒出了分阶段的中国政治发展规划。这种规划虽然是在诠释官方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但同时也明确地把代议制民主作为未来几十年的最终目标。这些学者把它视为通向最终发展目标、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以及民主化治理的过渡阶段。
中国政府在另一个问题上更务实一些：它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但对这些外汇储备的管理遭到了公众的质疑。随着美国的两大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于2008年年底至2009年相继破产，中国的网络博主和正规媒体的记者开始对政府海外投资所面临的金融风险提出质疑。另外，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中国政府的官方海外投资机构，在市场转向低迷前夕高价购买了大量美国有价证券，因而遭到了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的炮轰。到2009年春天，中国总理温家宝发表谈话，要求确保中国政府持有的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的安全。一些外国人认为，这些言论显示出中国政府因为美国在金融问题上麻烦不断而更加自信，但在不计其数的中国人看来却是安抚国内民众的措施之一，因为老百姓越来越对政府把他们与美国经济捆绑在一起感到不安。
这些新情况也许不是老百姓群起反抗当局，难以归入“抗争”、“国家与社会”以及“官方与反对派”的范畴，而是一种处于快速变化中、由公民和官员共同进行的政治参与。它表明社会在进行各种新的分化组合，与作为我们思维定式的社会分化—“国家与公民”、“公共与私人”、“政府与反对派”—有所不同。这些新情况展示了公共部门内外的各种社会行为体，它们都在对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剧变施加影响。这绝不是说一些人在推动变化而另一些人进行抗拒，而是所有人都企图以官方—无论明智与否—认为合法的方式操控演变进程。这是一种政治变化，发生在司空见惯的政治问题上，因而格外激动人心。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充斥着惊心动魄的事件，比如起义、罢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类事件因为发生得太多，几乎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正因如此，今天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化，倒成了地地道道的革命性事件了。
今天的中国制度已经不再那么理想化了。过去20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发展过程中一种变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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