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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02 作者：[美]谢德华 来源：经济参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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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来说，全球化通常用来指贸易和竞争的几乎呈爆炸式的增长，实际上是市场在以超出它们理解和管理能力的速度急剧扩张。在目前的这场金融危机中，人们到处在谈论国际资本流动、花样翻新的投资工具以及防不胜防的金融风险，表明这场危机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对于许多人来说，全球化如今从广义上指的是某种意义上的“解放”，即用无拘无束的创新、世界性交换和互动模式取代旧规则和旧限制。这些变化之所以能够发生，可以说是由新技术（比如互联网、电子邮件、手机、成本很低的远距离电话通信等）、新市场（比如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东欧等）和新思想（放松管制）促成的。所以，全球化指的实际上就是西方国家过去经常做的那些事，比如贸易、竞争、投资、购买和销售，但它们如今就像类固醇一样快速增长，蔓延到了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国家管制对它们经常是鞭长莫及。
对于许多人来说，要想传神地描绘全球化的模样，那就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谓“平的世界”。根据这种观点，科学技术和放松管制宛若世界性的巨型均衡器，为此前的一无所有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令人眼花缭乱的是，工作、公司乃至整个工业都打破了长期的禁锢，到以前从未光顾过的地方开疆拓土。所以，对于发达工业国家来说，全球化就是向世界上的新兴经济体大规模地外包其核心生产活动。
上述有关“全球化”的观点虽然一再强调“新”，但有一点还是相当传统的，那就是仍然立足于国家和公司。根据这种观点，全球化的世界是这样的：各国在全球市场上激烈竞争，它们都有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经济实力始终处于兴衰沉浮中。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人们会不假思索地想到美国和日本汽车工业的相互竞争，软件产业则由美国向印度转移。而且，在这样的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成了引人注目的话题，贸易失衡则是其中的焦点。
以上所述就是全球化的大致模样，它无疑抓住了当今世界的一部分客观现实。贸易确实在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流动，书籍报刊上到处充斥着贸易盈余和赤字。人们也频繁地在不同地区之间变换工作，有时甚至到异国他乡求职和就业。
然而，上述观点没有抓住全球化中真正的“新”东西。从许多方面看，贸易、国际竞争以及世界的扁平化等现象久已存在，从来不曾出现过、真正算得上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新鲜事物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的众多不同行业之间组织生产的能力。事实上，全球化并不是说世界各地携起手来开展贸易，同时又胶着般地进行竞争，恰恰相反，它指的是全世界—包括那些曾被认为遥不可及的地方—都被纳入到一个错综复杂的等级制生产体系中，而这种等级制生产体系此前只存在于公司内部。
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贸易和资金流动早已上了一个台阶，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政府放松管制又为它们提供了更加显著的便利。然而，它们在另一个方面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那就是使原全球化并不是说世界各地携起手来开展贸易，同时又胶着般地进行竞争，恰恰相反，它指的是全世界——包括那些曾被认为遥不可及的地方——都被纳入到一个错综复杂的等级制生产体系中，而这种等级制生产体系此前只存在于公司内部。
本只能在一个公司内部进行的生产流程得以分解开来，并在不同的公司和地域之间分散进行。过去，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生产活动只能在一家工厂内部开展、服从统一指挥，这些步骤紧密地协调起来才能设计、加工和生产出一件产品，但如今可以分散到众多相互依存的商业组织之间统筹进行了。在生产活动日趋分散的同时，等级制和控制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呈现进一步加强之势。世界非但没有“变平”，反而比以往更为等级分明。整个工业并没有变得像自成体系的巨型筒仓那样，向生产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自行流动，而是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而这种碎片化以过去的技术条件和组织水平是不可能实现的。伴随着专业分工的细化和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创新，劳动分工形式日新月异。
生产过程中不断细分出新的工序，其中一些工序仍然紧密依托传统的企业和地域，另一些工序则延伸到新的组织中去，有时甚至在遥远的新地方扎下了根。
然而，新型劳动分工与任何劳动分工一样，它的全部生产环节最终必须整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成品。不论生产工序多么简单或多么复杂，都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并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将零部件组装为成品，中间不能出现任何差错。要想让上述生产过程顺利完成，必须广泛地进行协调、控制和监督。全球化使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碎片化，用传统的所有制术语来说，就是生产过程的“去垂直化”。但是，要让这种涉及多个企业的新型生产过程正常运转，就必须有一个垂直的权威体系进行协调和控制。如今，这种权威关系不能再局限于某个公司的范围内，而是必须在整个生产网络中畅通无阻。
所以，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生产活动日趋分散，但权力却不是这样。也就是说，由于一些生产活动分离出来，重新配置到了新的地方，这个世界看上去似乎是“平”的，但事实上一点也不“平”，因为分散的生产活动要想成功地生产出成品，仍然必须由一个等级体系发号施令。因此，在全球化大生产的网络世界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领头企业和从属企业，以及规则的制定者和接受者，从航空航天业到汽车制造业，从电信业再到饮料行业都是如此。在任何一个工业部门中，都有少数领头企业发号施令，其余企业则只能唯命是从。就拿如今我们每天都要用的“中国制造”小物品来说吧，比如苹果iPhone手机、戴尔笔记本电脑和惠普打印机等，它们的设计和组装由中国大陆的台商企业进行，高科技元件却是在日本和韩国生产的，半导体又是由硅谷的无晶圆厂设计公司设计的，软件则是在西雅图编写、班加罗尔调试的。所有环节都必须保持高度协调一致，否则，这些东西要么根本到不了我们手里，要么就是在我们按键时无法正常运转。
中国在90年代初融入的就是这样一个全球体系。中国在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并不具有老谋深算的长远眼光，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建设工业并击败全球竞争者的雄心壮志。真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当时中国参与全球体系是濒临困境，迫切需要尽快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由于一大堆问题急待解决，中国来不及同国际社会成员国优雅地握手。如果按照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说法去做，应当是由具有远见卓识的政府官员首先建立起所有完善的制度，包括私有产权制、商业法律规范、最低限度的关税壁垒、货币兑换机制，然后才是全球市场魔法般地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但中国的做法太特别、太复杂了，当中国在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并不具有老谋深算的长远眼光，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建设工业并击败全球竞争者的雄心壮志。时的人们根本无法予以解释。
中国在将自己的制度理顺之前，事实上是在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干脆勇往直前地向全球生产敞开了大门。更确切地说，中国向那些组织全球生产链的海外公司敞开了大门，允许它们将自己认为合适的生产活动带到中国来。中国不是致力于闭门造车去创造独特的生产体系，而是自愿成为现有全球体系的一分子。当时全球体系虽然处于快速变化中，但毕竟是受他人管制的。这种做法本身无可厚非，它并非一定要出卖权益或屈膝投降，也不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的胜利或其他任何国家的投降。事实上，从中国创造的长期较高的增长率来看，特别是与同时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做法完全可以说是一种最佳战略。然而，就算这一战略能够获得成功，也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最终成为发号施令者，甚至连中国这样的大国也无法做到这一点，相反，它们仍然必须顺应各种生产链条中商业领头企业的号令。
如果按照教科书里的方法做，中国应当首先把屋子打扫干净，然后再参与到全球经济中去。但事实上，中国是先加入到全球经济中来，然后才步履蹒跚地回去打扫屋子。中国最终会建立起某种形式的秩序，但这种秩序既是中国自己努力的结果，也是全球商界促使它作出的选择。
所以，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中国的增长不是这个国家在改写经济发展规则，不是它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世界，也不是它自己在故步自封地发展。相反，这是中国在融入这个世界体系，一个由世界上的发达工业经济体（最主要是美国）创造和主宰的体系。通过按照西方发达工业世界的游戏规则进行全球一体化，中国的改革设计师们有意或无意地引发了一场现代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政治和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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