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想一想，是什么让西方人对中国在高科技产品制造领域的迅速跃升感到担忧？当西方人看到印有“中国制造”字眼的高科技产品时所产生的担忧背后是否有更深的含义？再想想，为什么那么多西方人认为隶属于制造业的岗位如此重要？当这些岗位从西方国家消失时，西方人为什么要担心？到底什么是制造业？为什么该领域的工作岗位要比服务业（比如医疗、教育、商业咨询、金融等）的岗位更加重要、更加关键、更具有战略意义？
　　这些问题并无统一答案，而且来自各方的意见经常伴随着冲突和分歧。这种混乱也折射出了一个在经济学家之间延续了数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分歧—从本质上看，到底是什么推动了经济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们用尽了各种创新思维和复杂的研究方法，虽然不断有新的经济学家推出新的知识和见解，但是经济发展这个命题从很多方面来看仍然是个未解之谜。我们至今仍然无法用确信的口吻说到底是什么催化了它，什么维持了它，又是什么致使它走向衰退，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太多的变量：科技、社会体制、政策、文化因素……所有这些变量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而且不同的地方也不一样，原来在某个地方可行的东西换个环境就不适用了，原本在某个历史时期或科技水平下能够成功的东西在其他条件下往往就会面临失败。
　　但是从更为广泛的公共话语来看，近些年来自由市场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尤其是在美国。美国人认为市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美国也因此督促其他国家通过开放市场来实现繁荣，对发展中国家尤甚。他们的潜在逻辑就是：只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即由价格来反映供求关系，而且商品可以据此自由流动，那么基本的相对优势原理就能有施展的空间。贫穷国家拥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可以专注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将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而后者永远都不可能以如此低廉的代价生产出同样的商品。反过来，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科技和熟练的技工，因此可以专注地从事高端的知识密集型生产制造，走在创新的最前沿，它们可以相互出口自己的高端产品，也可以出口到贫穷国家—这些贫穷国家虽然需要这些高端产品，但是却生产不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好处，并且得到发展。
　　额外的惊喜是，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一切都得到正确施行，那么贫穷国家的发展速度会超过富裕国家，也就是说，贫穷国家会从自由市场中得到更多的好处。只要世界范围内的现实情况真实地反映了边际收益递减，也就是在不断投入的过程中，每单位的投入所带来的产出越来越少，那么贫穷国家就会有赶上富裕国家的那一天。边际效应递减，究其概念其实不难理解。设想一个业务非常简单的工厂，原来只有几名员工，后来每增加一名员工，工厂的产出就会得到显著提高，但是这种显著提高只能体现在头几名新增的员工身上，很快，不断增加的新人会让工厂变得拥挤，并且降低老员工的生产效率，最终无法给工厂带来任何产出上的增加，这就是边际效应递减。如果你一直在增加投入，那么渐渐地，你将无法得到任何收益上的增量，而事实上，最终整个生产系统会因此陷入困境，出现产量的递减。
　　从公司层面上升到国家，我们一样可以通过不同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联想出一幅类似的图景。发达国家已经拥有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技术和知识），因此在这些地方由新增投资带来的回报相对来说会比较少；而大部分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匮乏，投资回报率会相对较高，就比如说，在一个基本上没有实现机械化的农村工厂里，即使是投入极少量的资金购买某件新式设备进行生产，我们也可以看到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巨大提升。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全世界拥有资源的人们—不论是资金还是才干，都愿意将自己的资源投到那些可以带来最高收益的地方。整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资金和人才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资源的流动可以带来积极且巨大的增长动能。资金和人才的流入有助于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也意味着生产出高价值、高差价的出口商品，从而带来整体收入的提高和其他的进步。但是只有发展中国家的各项资源比如资金、人才等，与发达国家等量齐观，上述从富裕国家向贫穷国家的流动才会发生，至于要多久才会实现，没有人知道。尽管如此，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还是有望在整体上出现逐渐缩小的趋势。
　　遗憾的是，正如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承认的那样，现实总是不遂人愿，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出现缩小的迹象，与之相反，在过去的150年时间里，富裕国家变得更加富裕，贫穷国家（至少相对于富裕国家来说）更加贫穷。富裕国家在整体上的增长速度往往超过了贫穷国家，贫穷国家一步一步越来越落后。
　　当然，收入差距的这种现实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反驳任何一种发展理论，毕竟收入分歧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市场没有完全开放造成的—我们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得还不够远。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对开放市场的过度政治化和政府干预造成的—市场里还是存在着太多的政府干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对自由市场的监督和管理不够充分导致的—市场里恰当的政府干预还不够。这种解释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充分。除此以外，先不管政府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市场的正常运转也同样离不开适合的文化环境、互惠互利和相互信任的道德准则。
　　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我们对市场调节收入的预期有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对某些关键条件产生了误解。假如由于技术或其他原因，这个世界的现实不是边际效应递减，而是递增呢？也就是说，在那些已经盈溢着各种资源的领域，额外的再投资有可能会带来更高的回报，尤其是那些需要高额初期投入的产业，比如硅晶圆生产行业，对于这些产业来说，升级一台已有的设备所得到的直接回报有可能比建立一个新工厂还要高得多。由于对技术的要求，一家大型钢铁厂的生产效率通常要比小型钢铁厂高。我们通常在衡量这些因素的时候会考虑到人力资本，尽管我们很少去思考其中的缘由。一个在波士顿行医的医生通常比一个在哈拉雷行医的医生收入要高很多（也就是说在教育投资上实现了更大的边际效应），就算津巴布韦比美国新英格兰州更需要医生。如果还有更多我们没有想到的行业都是这样的，那么市场确实距离贫穷国家较远。在一个边际效应递增的环境里，如果还让市场自由发展，那么参与者为了追求最高的利益，往往会把资源由稀缺的地方向富足的地方转移，贫富差距扩大就成了市场造成的再正常不过的结果。的确，贫穷国家若是在这种环境中寻求发展，只能通过出台限制甚至破坏市场力量的政策措施才行。
　　上述这些理论还必须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研究，但是经常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我们对市场调节收入的预期有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对某些关键条件产生了误解。
　　的是，正当我们开始研究其中的某一个时，基本条件发生了改变：新技术出现了；生产组织模式也更新了；新的思考方式也流行开来了；还有新的发展观和发展策略也得到了推广。
　　当然可以理解的是，西方人在言谈中总是把那些难以调和的市场经济观点混为一谈。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贫穷国家应该选择自由化市场，这样就能通过输出低端产品来发展经济，也就是说，他们对边际效应递减的故事深信不疑。在政治领域，他们或许会时常抱怨身边越来越多的商品要依靠进口，于是对国外制造商发起反倾销调查，但是从学术层面来看，他们又认同只要一个发展中国家适时开放本国市场，公平竞争，就会有进入低端出口行业的一天，比如纺织品、玩具、鞋类和衣服。西方人在购买这些商品的同时，并没有切身感受到这样做所带来的威胁。当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这些国家开始进行出口纺织品生产时，他们并不会马上认为这些国家是崛起的力量，甚至不认
　　为它们会成为正儿八经的全球竞争者，这是为什么呢？许多西方人在某些方面已经向边际应递增的理论阵营倒戈，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低端、低科技的生产（贫穷国家）跟高端、高科技的生产（富裕国家）不是属于同一个类别的，他们已经形成的认识是进入低端生产就会带来边际效应递减，全球的资源也会自然而然地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因此如果你是一个贫穷国家，市场会引领你走向需要去的地方。但是与此同时，这些人也坚持认为高端生产代表了边际效应递增，没有几个人真正相信那些不具备高端科技的国家仅仅通过市场手段就可以自动升级并与发达工业生产实现完美结合，就算偶尔出现几个贫穷国家和地区成功向高科技生产转型的例子（比如过去几十年中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及现在的中国大陆），他们也免不了指责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设置贸易壁垒、提供政府补贴或其他偏向性的措施等不公平的手段操纵市场。
　　暂且不论这类指责的功过（以及背后的政治因素），人们的确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能够参与到高端加工行业仅仅靠市场是不够的。无论是19世纪的铁路和钢铁，还是20世纪的汽车和半导体，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总有那么几个行业可以将那些最富有、最发达的社会与其他社会区别开来。这些行业的准入门槛高，而且需要大量的技术予以持续支持，因此自成一个阶层，历史上几个成功把握住这些行业的国家和地区—19世纪的德国、20世纪中叶的日本、20世纪末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恰好成为玩转全球追赶游戏的主角，它们是少数几个真正经历过与发达地区收入差距缩小的国家和地区。它们成功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精英行列，把剩下的发展中国家远远甩在后头。
　　人们认为纺织行业相对简单，无论哪个国家都可以做，但是在相应的历史时期，没有几个国家能够生产火车头、炼钢、组装汽车或者设计半导体。市场可以自然而然地将一个国家引向制衣业，但似乎不能将之引向汽车制造、航空或生物科技行业。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高端电子、电脑、通信设备领域的迅速跃升会让西方如此不安，在T恤衫上看到“中国制造”四个字是一回事，但在最新的笔记本电脑或无线设备上看到这四个字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后者真正让人联想到“崛起的日本”或“崛起的德国”。
　　但是到底是什么把发达工业与低端科技区分开来？高端电子工厂内发生的一切，到底与低端工厂如制袜厂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边际效应递增适用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为什么西方国家认为一个崛起的全球发电厂（不论是德国、日本还是中国）与一个深陷全球成衣制造业的普通工业国（孟加拉国、斯里兰卡或菲律宾）不同？为了寻求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进行客观分析，想一想人们通常不会与工业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因素—信息。一方面，工业生产关乎机器和有形产品；但是从另外一个更本质的角度来看，工业生产就是关于信息，任何产品的生产—不论是高端还是低端，都包含着从设计（其实就是信息）到实际材料的转移。假设有人想出了一个新产品，首先肯定是在纸上画出一个草图，这个草图至少包括需要使用的材料—假设是木头，以及用这种材料做的各个零部件的尺寸。工匠拿到这张图纸（设计信息），选择合适的锯子（作为拥有某种特定锯齿的工具，也包含了一些设计信息在里面），投入精力来锯木头。在这个过程中，工匠将设计信息转化为了实际材料，将一根木头变成了各种符合要求的零部件，随着越来越多的零部件被锯出来，越来越多的设计信息转化为现实物品。最后，只要这些零部件在误差范围内，就能拼出一个基本合格的产品。
　　但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是，设计信息并不是非常完整：有些东西遗漏了，制作出来的零部件不是那么精准等，因此各部分零件在一开始的时候往往不能得到完美的组合。为了补救，工匠们就会在这里多打磨打磨，那里多切割切割，于是各部分就能很好地组合在一起了。从本质上来说，工匠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在材料里加入了额外的设计信息，并最终使成品马马虎虎地面世了。
　　对于运动鞋或成衣等低端制造业来说，将原材料转化为成品所需的信息通常来说是比较明确的，在实际操作中，这类信息可以很方便地转化为被许多国家广泛接受的标准，这样就有助于很快地在另一个国家投入生产。如袜子之类的产品设计是简单的，而且将这些设计语言转化到编织好的布料中去所需的技能要求至少从理论上说是非常少的。
　　这些特点既是福也是祸。它们让进入低端产业变得更加容易（换句话说，就是它们保证了准入门槛的低姿态），但也恰恰是因为那么多人都可以成为玩家，竞争也变得异常激烈。此外，标准化生产流程导致了标准化的、难以区分的产品或者说商品。因此，若想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在成本节约而不是发展创新上做文章，而在这些领域内节约成本几乎等同于削减工资，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家公司都在压榨工人，挤压自己和其他公司的赢利空间。也就是说，它们在比赛谁先触底，这些情况正好同时解释了为什么低端制造业会在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贫穷地方出现，以及为什么这些地方很难升级到高价值的产业领域里去。
　　高科技产业（不论是前些年的钢铁和铁路建设，还是近些年的汽车和半导体生产）一直以来就被当做异类。从历史上来说，这些产业往往和大量的资本投入是分不开的：昂贵的生产设施和大量的重工业设备。这些设备和工具对金属模具的要求非常高，而且还需要激光来实现塑料的精确切割，这些操作都需要大量的知识和设计信息。仅仅是这些技术和设备的获取就需要可观的资金，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准入障碍。
　　即使跨越了上述障碍，进入生产阶段后仍旧需要高深的知识和技能予以支持。至少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这个过程怎么描述都和“标准化”这三个字相距甚远，因为它包含了大量的信息，多到根本无法用设计图纸完全表达出来，也无法全部纳入机器的设计里。设计和机器已经够复杂了，但是就算熬过了这一关，还需要有经验丰富的技术专家以及储存在他们头脑里的知识的配合才能最终生产出成品。也就是说，要参与到这些行业的生产中去，需要大量的实战知识，这些知识只能来自实际经验，很多时候根本无法像菜谱那样编成一本书，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进步，学习的途径主要来自实干。如果把低端科技轻工业比做按数字填颜色的画纸，即你买一张画纸，按说明依次在格子里填入颜色，最后得到的虽然不是一幅很有创意的画，但至少也是一幅大家都懂的画。高科技产业却似自成一体的艺术，就比如米开朗琪罗的原创作品，只有少数艺术家能够做到。
　　至少在传统观念里，这些产业拥有独特的生产流程和辨识度极高的产品，只有来自少数发达经济体的少数公司能够参与到这类生产中去，因此，竞争的激烈程度相对不高，只有几家公司参与的游戏，其利润空间就相对较大，这些公司又把利润重新投入到创新和新产品的开发中去，以保证它们的行业领先地位—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边际效应递增的故事逻辑。
　　我们经常会将这些产业与某种特殊的生产组织形式联系起来：大规模垂直协作公司。无论是19世纪德国的钢铁企业还是20世纪美国的汽车制造巨头，甚至对于今天的人来说都是现代性的象征，联系到这些公司一直以来所面临并克服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它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现代化制造企业。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先进的工业水平往往等同于先进的制造业，也就是各条生产线的协调合作和各个高度复杂零部件的组装，整个生产链必须精密运行，才能保证最后生产出来的成品的品质，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有效信息，而这些信息大多来自经验和实际操作，而非说明书。
　　除了初期设计，在最终的成品里还蕴涵了许许多多不同部门人员的各种尝试，所有这些努力的成效和特点都是设计者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无法预料的。他们也许知道产品最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但是仅以最初的设计稿来实现这个目标是不可能的，工程师、技术专家以及熟练的组装工人都需要在生产现场发挥他们的创造力精诚合作，时而修改一下零部件和设计图，时而调整一下机器，对生产流程进行微调，如此这样才能创造出符合设计者的设计意图的产品。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真正让高端生产成为现实的是以制造为核心、蕴涵大量默会知识的各层组织。随着生产活动的不断展开—金属的弯曲、零件的拼装，还有工程师为了让各个部件更好地契合以及提升产品性能而作的各种尝试和努力，都有助于默会知识的积累。正是因为这种知识的默会性，所以必须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才能将其传授出去，比如谈话、会议、车间里的即时咨询等。因此一个符合逻辑的观点是，生产流程中的各道工序—产品定义、细节设计、制造可行性、零部件的设计和生产、辅助生产线以及成品生产线等，都需要在同一个屋檐下进行。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问题的解决和工艺的改进，生产经验不断得到丰富，默会知识逐渐得到积累并融入了整个组织。实际上，公司成为创新的基地和国家工业的宝藏。
　　这些工业宝藏在自身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生产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系列以知识为基础的附加能力。大规模生产的运作培养了公司的管理能力；在将一系列产品推向新市场以及尽力迎合消费者需求的过程中，公司的市场运作能力得到了提升；公司还通过为新工程融资和满足客户资金需求等方式增强了资金管理能力；在寻求本领域科技带头人地位的同时，公司还将势必发展自身的科研能力。所有这些能力都来自生产制造，对于公司来说，每一种能力都是差异度和竞争优势的额外来源。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真正让高端生产成为现实的是以制造为核心、蕴涵大量默会知识的各层组织。
　　所有这些知识也能反过来不断地刺激生产，使之朝更好的方向发展。具体来说，在已有的生产流程中，信息可以得到更有效地利用，由此生产出来的商品将会拥有更好的品质、更低的不合格率、更少的库存—这些都是控制成本的重要因素。此外，积累的这些知识还有助于产业升级和创新，生产出新产品。不论哪种方式，企业都可以有效地与竞争对手拉开差距，而且被效仿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这个故事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应该不陌生，因为这就是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汽车业，也是20世纪末后来者居上的日本汽车业。类似于丰田汽车这样的大型企业，在政府一定程度的扶持下，总是专注于学习和发展技术。起先，他们的精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低端产品的生产，但是焦点始终放在贸易出口这一块，全球市场作为成本和质量的标尺，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生产出的产品在全球市场缺乏竞争力，那么该公司就会被视做失败了，为了生存，必须作出调整和改变。如果产品投放市场后非常成功，公司就会继续潜心寻求降低成本、提高品质的途径，致力于生产出更高价值和利润的产品。日本企业在这一点上的确做得很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韩国的企业里也不断看到这样的情景。不论是尼桑、丰田、小松机械，还是浦项制铁、现代汽车、三星，以出口为导向、放眼全球的制造目标都成为它们追赶欧美一流企业的定位。难怪美国人会对日益落寞的本土制造业忧心忡忡，也难怪他们会密关注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举一动。
　　但是成功跻身“后来居上者”行列的国家可谓是凤毛麟角，这也增加了制造业的神秘性。许多国家都曾经进行过尝试，但大都失败了，它们中的许多无疑拥有足够的资金和基本的技术，例如前苏联、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在汽车制造方面，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在商用飞机生产方面，这些国家购买了合适的机器，学会了已有的成功设计，可以说，它们获得了一切可能获得的书面信息，有些时候它们甚至还最终生产出了成品，比如苏联的拉达牌汽车、民主德国的特拉贝特微型汽车、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柯达汽车以及中国生产的类似于波音707的Y-10型飞机。但是，生产出一件表现差劲的产品与生产一件可用的产品是不一样的，而且一件可用的产品与一件真正在商业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又是不一样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有工业抱负的国家认为只要购买了那些按数字填颜色的画纸，就可以画出像西斯廷教堂里的壁画那样精美的图案，但是它们最终得到的只是类似于汽车旅馆里的廉价艺术—车门无法合拢的汽车、由于自身超重而无法搭载乘客或托运货物的飞机，因此更加证明了默会知识在这些特殊行业里的重要性，以及将这些知识商业化的难度。
　　当然，由此我们更加会觉得那些获得成功的国家是那么显眼。纵观近现代历史，基本上任何一个强国都与数量众多的大型企业分不开，在这些商业巨人中，有一些到了今天还依然屹立不倒，有一些已经离开了世界舞台，但是它们的名字在全世界还是拥有极高的认可度：克虏伯（德国军火制造商世家）、蒂森金属（德国）、美国钢铁、通用汽车、丰田汽车、IBM、飞利浦、标准石油公司、贝尔实验室等。但是在中国，我们如今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类似的商业巨人正在崛起：电脑业的联想（该公司在2005年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华为和中兴，油气业的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家用电器业的海尔和格兰仕，零售业的国美电器等。这种从商品化的低端生产到先进的高端生产的跨越，那么多国家都没有做到，而中国做到了。只需回想一下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毫不夸张地说，其空前的技术水平、宏大的规模，以及让人难以置信的合作和协调力，都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所有这一切的实现都离不开中国国内各个领域的领头企业。
　　如今中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蓄，崛起之势可谓是无人可挡。为什么西方人不应将中国理解为是德国或日本的重演？为什么不可以将中国看做一个以制造业和工业实力为基础、正在崛起中的强国？还有，为什么西方人不必要为此担惊受怕呢？

　　疑云重重：中国工业发展的四个特点

　　要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全球高科技产品生产中心无可厚非，但若说中国因此就得以重演之前崛起的国家（比如德国、日本、韩国等）的发展轨迹就不那么站得住脚了。
　　中国确实已经参与到了高科技产业中去，但是这种参与方式与我们传统观念里对其的认识大相径庭，也就是说，今日在中国所发生的与之前在德国、日本和韩国发生的并无相似之处。若要究其原因，要么是西方人对中国理解有误，要么就是对高科技产业的理解有误，或者两者兼有。
　　尤其是以下四个因素，让中国看起来与之前的后来居上者不一样。第一，如前文所述，中国各工业部门，尤其是以出口为导向的部门，对外资的依赖程度非常高。仅在2008年，外资企业的生产活动就占据了全国出口总额的55%，进口总额的54%。
　　中国确实已经参与到了高科技产业中去，但是这种参与方式与我们传统观念里对其的认识大相径庭，也就是说，今日在中国所发生的与之前在德国、日本和韩国发生的并无相似之处。
　　2005年前后，在中国的高科技、高价值消费品生产部门（比如DVD机、电视、高端电子产品、微波炉等），外资企业的生产占到了出口总额的近90%。这些都是令人吃惊的数字，在历史上那些以出口为导向的大型经济体都不曾有过如此惊人的比例，日本和韩国在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没有涉及外国直接投资或外国股权，即使是相对比较依赖跨国公司的中国台湾地区，也从未达到过像大陆这样对外国直接投资如此之高的依赖程度。
　　第二，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高端制造业本质上和低端科技轻工业一样，重复着出口加工的模式。半成品或成品零部件从国外—通常是亚洲邻国运进来，在国内组装，在成品上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然后再运往北美和欧洲市场。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中国在电子、电脑和通信设备生产领域的出口增长已经逐渐超过传统的出口型轻工业如成衣、纺织品、鞋类和玩具，但是这些高科技领域同时也是出口加工贸易增长最快的领域。举例说明，在2006年的时候，电子设备（比如电视、MP3播放器、DVD机等）占到了中国出口总额的47%。但是在这些出口的电子设备中，有70%属于加工贸易。
　　苹果公司的iPod音乐播放器就是典型代表，确切地说，这是一款“中国组装”产品，因为绝大部分的零部件都来自中国以外的地方。200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者们作了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研究，他们在研究报告中就提到，一个30G的iPod在2005年的售价是299美元。粗略估计其成本，也就是苹果公司从在中国大陆开办的台资企业里购买一个iPod的价格大约是美元，在这美元里，3%（美元）由那个台资企业构成，51%由来自日本的硬盘供应商（该供应商生产硬盘的工厂也在中国大陆，用的还是进口零部件）构成，14%由来自日本的显示器供应商（这个显示器是在日本本土生产的）构成，3%由来自美国的半导体设计师（其所在的工作室的日常开支和生产成本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构成，还有2%由来自韩国的内存制造商（这些存储器是在韩国制造的）构成。
　　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生产的高端产品不仅是基于各种进口的零部件，而且基于这些零部件所蕴涵的表现在最终产品身上的各种复杂特性，换言之，所有让我们联想到高端产业和高科技产品的内容—知识、创新和精密性，都蕴涵在零部件里，而绝大部分零部件却是由外国企业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制造的。即使是那些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其子部件也是由国外进口的，而且通常是在外资加工厂内。确实，就算是通常不被看做高科技和高价值的产品组装过程，也往往由设在中国的外资工厂完成。
　　第三，今天中国出口的许多看上去非常高端和高科技的产品—暂且不论是谁生产的，在西方市场上通常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日用品，而非前沿和尖端的商品。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DVD机和微波炉等物件都被归类为高科技产品，但是这两类商品出口到美国都可以用低于50美元的平常价格很轻松地购买到，它们已经成为廉价、缺乏区别度的日用品了。个人电脑的价格显然要高一点，但也在逐渐向这个方向靠拢，这也是为什么IBM要将旗下的个人电脑业务出售给联想的原因之一。最高端的手机和数码照相机也正在成为日用品，它们的确非常精密，科技含量也非常高，但是随着成本的大幅度下降，正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视做区别度不大的日常消费品，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如今买一个印有“中国制造”的MP3播放器跟买一件“中国制造”的T恤一样司空见惯。至于愿意花大价钱购买类似于iPhone这样的商品的“潮人”毕竟只能说是少数，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但是即便如此，其大部分利润往往也是落入了设计者和品牌商手里，而非制造商。
　　这就引出了中国工业发展的第四个特点，高端产业的创新旋风正愈演愈烈，但是看上去似乎和负责生产和制造这些产品的工厂没多大关系，举个例子，最近在手机领域的创新竞争主要集中在苹果公司的iPhone、Palm公司的掌上PDA、RIM公司的黑莓手机和谷歌公司的谷歌手机之间，这些公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把手机外包给其他国家进行生产，我们很少能够听到设立在中国的产品制造商之间的创新竞争，更不用说一些中国本土的公司了。此外，许多创新似乎只是在零部件层面，而不在最终产品上：英特尔处理器与AMD处理器，基于Palm技术平台与基于微软技术平台的手机、苹果操作系统与微软操作系统，等等。虽然这些创新总是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中国制造的产品里，但是我们其实真的很难在创新领域找到中国参与者的身影。
　　并不是说上述所有观点都具有权威性，但是将之一并考虑，它们确实共同指向一个中国工业的总体格局。中国通过深化在出口加工领域的参与度来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但是绝大部分的生产加工是由外资企业操控的。此外，这些生产加工大多与知识密集型的生产和产品不甚相关，我们所见的大多数创新几乎都出自跟冶炼金属等操作没有关系的地方，而且许多产自中国的高端产品在国外只被视做普通的日用品，并非具有高区分度的物件。
　　我们必须将自身抽离出来才能看清中国以及全球生产的真正内涵。为什么有如此多原来必须在同一个屋檐下进行的生产活动现在被分散到不同的公司和地域？既然生产活动如此分散，那么创新又是在哪里、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如今如此多的创新能够与具体的生产活动脱离开来？为什么在中国境内进行的如此多的生产制造过程是由国外公司经营并管理的？所有这些之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于世界又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