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一开始提出的那两类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少差异，但两者都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展研发活动是一种全新并且重要的现象，是中国崛起故事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而且这两类观点彼此都拥有很好的理由。在第四章所描绘的微笑曲线里，至少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生产活动中有一种，还是对“内化”免疫，那就是研发。多年以来，就算生产外包活动不断增加，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可研究和产品开发却还是牢牢扎根于各大跨国公司的总部。或许生产是一项适合全世界的活动，但是研发却只适用于北美、西欧和日本，而且离跨国公司的总部越近，研发的质量就越高。
　　但是到了近几年，研发活动在地理位置上的固定似乎开始出现了松动，碎片化的现象逐渐显现，但跟广义上的生产碎片化还是有所区别。从整体上来说，生产活动不仅分散到不同的地方，还分散到不同的公司；而研发活动显然只在地理上分散开来，到达包括中国在内的以前从来没有过类似活动的国家，而这些活动的所有者似乎还是集中在数量相对较少的跨国公司手里，还没有达到类似全球供应链那样的多公司参与的碎片化程度。那些过去就从事高度专业化和集中式研发工作的领先科技公司，现在已经开始管理它们自己的研发网络了，而且这些网络大多具有高度多样化和全球化的特点。分散于全球的诸多国家里，这些网络让公司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调动人才和资源，激励出更多的商业创新成果。当然，借助于数字化革命的成果，现在公司开展研发活动走的都是国际工作流程，各项任务经常是通过电子邮件、IP电话、视频会议以及工作流程同步化软件等各种手段的结合，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间分配。托马斯?爱迪生独自一人在新泽西州的实验室里搞发明的时代已经过去，甚至像贝尔实验室这样一个位于大都市里的独立的公司研发部门也不再代表未来的趋势。
　　但是如果不是托马斯?爱迪生和贝尔实验室，那又会是什么呢？观察统计数据，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确实有一些新的全球现象正在出现。从20世纪90年代末一直到21世纪初，尽管研发支出主要还是集中在美国（这几年美国的研发经费增长速度是全球均速的两倍），但是南亚、东南亚以及很显然中国的研发投入也开始呈现井喷的势头（虽然是从原来相对较小的基础开始的）。中欧和俄罗斯也不甘落后。迪特尔?厄恩斯特（DieterErnst）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数据表明，跨境专利技术以及知识产权的转让交易在近几年快速发展。尽管经费支出遍布世界各地，但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得记到那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名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表示，2005年全球700家研发投入最大的公司中，有80%来自以下5个国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只有1%的公司来自发展中国家、中欧和俄罗斯。这700家行业带头企业在2005年包揽了全世界将近一半的研发开支，以及全世界超过2/3的商业研发费用。在所有的研发开支中，跨国公司无疑占据了绝大部分，但至少还是有一些发生在了非传统的地域，在这一点上，最近刚刚晋升为全世界第三大研发投资地的中国似乎成为行动的核心，但还是那个老问题：研发到底是什么？　
　　无论在哪儿发生，研发—尤其是商业研发，可以通过将其归类到几种相对分明的活动类型里来进行理解，学者和技术专家们已经想出了一系列的分类名词，但我们主要将研发活动分成三类：对新的基础科技的研究；对新产品平台的研发；对已有产品进行研发，以适应不同消费者或国家的特定需求。
　　一提到研发，绝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上述第一类，即发明新技术，同时这也是人们在讨论中国是否进入研发领域时多半所指的研发类型。这类研发的例子包括早前我们讨论过的IBM正在研发的非易失性内存，此外还比如医药行业新药或分子合成新技术的发明。中国在能源方面也有类似的例子，清华大学在高温气体冷却（球形）核反应堆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这项全新的核能技术不但可以防止失控连锁反应（核反应堆核心的熔毁）的发生，而且运用成本低、规模小，近期已经走出实验室，随着位于山东省的一个商业性示范项目的建成，正式进入了商用领域。不论在哪里进行，这类创新—更加侧重研发中的“研究”而非“开发”，或许是最接近大多数人对于“发明”的理解的。
　　第二类研发跟发明新的基础科技并无太大联系，而是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设计出新的产品种类，因此，这类研发的目的不是发明全新的科技，而是运用现有的技术—尽管其中有许多都还只是停留在初级阶段，来研制新产品。从许多方面来说，第二类研发与第一类研发具有同样的创新性和挑战性。第四章我们所讨论的上网本就是这类研发的例子之一，此外还有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上网本的内部组成基本上都是大家所熟悉的零部件，但是这个新产品却将这些零部件以一种创新和令人兴奋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从而在一开始就吸引了许多消费者。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其实并不复杂，虽然内部组成无疑都是先进的，但是真正与其他智能手机区别开来的却是它的用户界面，让人感觉到在这么一个不大的掌上设备中，声音、数据、多媒体以及其他交流功能都被浑然整合到了一起，因此，iPhone手机出色地将自身与其他竞争者如Palm、黑莓等区分开来。最优秀的案例能做的不仅仅是满足顾客已有的需求，更是让他们享受到以前从未想到（或从未觉得有这个必要）的功能，最后还要让他们觉得要是离开这些功能，生活将会变得多么无法忍受。
　　与这种新产品开发平台不同，第三类研发通常重“开发”而轻“研究”，主要是对现有产品进行修改以适应不同市场和消费者的需要。以通信业为例，不同的国家往往实行不同的网络标准，因此销售商在向国外出售网络设备或解决方案（比如Wi-Fi、WiMax、无线宽带、3G、IPTV）之前往往会根据不同国家的标准对产品进行调整。再比如智能手机或标准手机等商品，就需要根据不同国家和文化在用户界面内置不同的预设语言及使用偏好，就比如在中国销售的手机就需要内置汉字输入系统，这本身就包含了对新的软件、键盘、手写屏或手写板的开发，那些原来只针对某种语言设计的语
　　音识别设备，若要出口到其他国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来自语言上的挑战。在制药领域，不同国家的合格标准也会有差异，一种进口药物至少要通过一系列的本土试验才能投放该国市场。在公共交通领域，客户主要是各个城市的交通部门，不同城市常常会有特殊而又具体的设计要求，这就需要供货商对自身的产品平台作出调整，一个城市地铁系统的自动检票机以及车票回收系统在运用到另一个城市之前，就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精心调整和重新设计。很多情况下，这种调整不仅仅在具体的物理层面上，还包含了大量操作软件的再设计。关键是，在许多不同的产业中，对本土化需求的满足即便是对于那些最成熟的产品和产品平台来说，往往也是工程浩大，充满挑战。

　　全球研发中心向中国转移

　　牢记这三种研发类型，现在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它们是如何融入国际化这个更大的趋势的？如此多研发活动为何能够成功向中国转移？我们首先从第三种类型开始—以满足本土需求为目标的客户定制化服务。广义的研发活动之所以能在近几年里不断融入国际化进程，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在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促使越来越多的消费市场得到开放，对产品进行调试的需求也随即迅速增加。无论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大陆搭建手机网络、在东南亚安装新的空中交通控制系统，还是在中国建设新的公共交通系统、在发展中国家引进针对“富贵病”（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新药，所有这些产品都需要本土定制化的研发才能投入使用，因此不出意料，跨国公司若想将自己的产品推向更多的市场，就不得不在全球各地建立研发中心，也不是说它们必须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建一个，但至少在产品投放前与当地使用者的广泛互动必不可少。当然，如果面对的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或潜在最大的海外市场，这些跨国公司就拥有了足够的动力在当地建立产品调试中心，而此时中国在众多的消费市场中就脱颖而出了。
　　到底有多少产品在外商建在中国的研发中心里进行调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根据我们数年的采访记录，这个数字在很大一部分产业里都是非常惊人的。中国在许多产业领域均已呈现出了一个极为广阔的市场，但是这个市场也有自己的一套偏好、习惯和标准。就像一位通信业的负责人1999年的时候跟我说的：“如果你做的是全球掌上移动设备生意，那么你必须打入中国市场，如果你无法生产出能够吸引中国消费者的产品，那么你也无法在世界上的其他市场里坚守自己的地位。”一位来自欧洲的大型汽车零部件制造商2007年接受我和同事的采访时指出，由于中国的私营汽车组装商奇瑞和吉利公司所使用的钢铁没有欧洲的那么高级，并且因为中国在生产过程中大量用到手动焊接而非自动焊接，因此他们为中国制造的钢铁都是经过重新设计的。当这家欧洲公司跟随大客户（全球汽车组装商）进入中国或直接为中国组装商提供产品时，也总是将自己的一部分研发资源迁移到中国。在某些方面，这家欧洲企业并没有将自己的零部件往更高级的方面设计，以促使中国企业进入产业科技的最前沿，而是将设计退回到几年前，以适应中国较为落后的生产流程。一家大型的化妆品公司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不同的观点，该公司认为中国拥有1亿潜在用户，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想要拥有针对中国人的护肤产品，因此该公司在中国的研发团队也必
　　然随着销售额的增加而不断壮大，该公司在中国销售的近1/3的产品都是根据中国人的肤质以及使用习惯而专门设计的。当然，国外制药公司为了能让自己的药品进入中国市场，也必须在当地进行临床试验，在采访过程中许多制药公司都提到，它们在中国的研发中心所进行的工作就包括这类临床试验。有关医药的例子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因为中国当地的临床试验往往决定了关键的销售渠道的拓展。在中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内，医院和医生的主要收入来自药品的销售。中国医疗部门为了降低病人的医疗费用，在预防性药品和基本医疗方面对医院的收费进行了限制，但与此同时，在药品、高级诊断以及手术价格方面却比较宽松，因此意料之中的是，中国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势必会效仿美国的做法，热衷于给病人开高级药品，引进最先进的诊断器械，而忽视那些基础的预防性医疗。因为前者将带领医疗工作者走上致富之路，而后者只会让医院和医生为生计发愁。随着中国的医疗保健系统近几年来的变化，不仅价格机制决定了医疗提供者的行为，决策权也逐渐下放到提供者的层面，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关键的决策—无论是开药还是订购一台核磁共振仪，都是由基层医疗部门作出的，而且往往缺乏来自外部机构的监督，这就为医疗设备以及药品制造商带来了两方面的作用。第一，市场因此出现了乘数效应，因为基本上没有任何监管措施来防止过度购买仪器设备以及过量开药。第二，这也意味着若想开拓中国市场，跨国提供商们就必须和位于系统底层的医院以及相关部门搞好关系。一位跨国制药公司驻中国的研发经理曾对我说，若要在医院内部发展具有影响力的伙伴，新药和新设备的临床试验是非常重要的途径之一，而且这些伙伴会在将来帮你推销产品。、
　　从化妆品到医疗器械，从网络安全软件到互联网搜索引擎，如果制造商想要开拓新市场，一定程度的产品调试在几乎所有领域内都必不可少。许多情况下，尤其面对的是那种非常庞大的市场时，在当地设立一个研发机构是合情合理的，因此伴随着中国的发展，跨国公司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同样，随着中国企业逐渐走向全球，换言之，将自己的产品或系统推向海外市场，它们同时也在将自己的研发活动扩展到国外。举例说明，华为已经开始在欧洲和北美的低端市场大量出售通信网络系统，由于这个产业的国家标准和客户偏好（客户在这里指的是网络运营商，比如威瑞森或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各不相同，华为除了继续在国外开展研发活动，别无他选。
　　综上所述，虽然我们看到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在中国遍地开花，甚至一些中国的研发中心在国外拔地而起，但是这跟知识转移基本没有关系。知识转移意味着跨国公司将技术王国的核心钥匙相让给来自国外的竞争者，但是这些中心的存在并不能证明知识转移的发生。当然，这些中心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公关发展中心”—专门讨好主管部门却不搞研发的公关机构，从我们的采访中可以看到，这些中心承担了大量的产品本土化和定制化工作，它们没有真的在转移关键知识，但却在促进销售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在今天的世界里，如果一家公司打算加大对海外市场的渗透度，势必要在海外建立以产品本土化为主要目标的研发中心，因为即使是一件高度标准化的全球商品，不同地方独特的区域条件依然存在，这就决定了该商品必须作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