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各省、市、区“两会”陆续召开，地方“十二五”规划相继向社会公布，各地区“十二五”发展的思路和目标日益清晰。
地方“十二五”建设发展的路线图呈现什么样的时代特色？还有哪些不确定因素将影响发展方式的转型？带着这些问题，《经济参考报》记者对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进行了专访。
地方“十二五”规划有三个突出亮点
党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确立“十二五”时期“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使“十二五”时期改革发展的大思路、大目标已十分明确。迟福林认为，从地方层面看，各地制定的“十二五”规划较好地贯彻了中央有关精神，呈现出三个突出亮点：
民富优先的思路得到体现。比如江苏提出启动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住房、物价、收入分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热点难点问题，让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海南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力争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番”；陕西提出要从“建设西部经济强省”转变为“富民强省”，十二五期间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湖南提出，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等等，这些都是民富优先思想的具体表现。
政府转型的思路在一些地方的规划中得以体现。河北省明确提出“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更大挑战不是经济社会本身，而是政府转型与政府决策。‘十二五’时期，改革发展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能否实现重大突破。
部分省市调低ＧＤＰ增速，更加注重结构调整，明确提出了社会发展目标。例如广东省和河北省将人民幸福指数明显提高作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海南省提出了建设“幸福家园”的理念。
“民富优先”将成为地方发展的基本战略
“民富优先”已成为今年地方“两会”热议的话题。迟福林认为，综合各地已公布的“十二五”规划来看，“民富优先”将成为“十二五”时期，地方发展的基本战略。
他分析说，民富优先不仅有助于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也有助于解决发展问题。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看，“十二五”要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格局，关键在于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和改变消费预期，这是实现消费主导型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只有释放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才能真正扩大内需，形成内生增长动力机制，进而走向公平与可持续。
其次，民富优先是“十二五”改革发展的基本导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是从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的转变，确立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城乡差距、让农民工成为历史等，将成为贯穿“十二五”时期的重要任务。
再者，民富是国强的基础。当前，我国确实存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过去３０年广大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也确实普遍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在过去的历史背景下，要解决总体贫困问题，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当前我国已进入“百姓不富、国家就不强”的历史发展新阶段，无论是走向消费大国，还是实现创新发展，乃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都需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激发居民消费，提升居民素质等。
迟福林认为，从中央到地方，确立“民富优先”的基本发展战略，是基于对基本国情和社会矛盾变化的准确判断，是基于对发展趋势的判断。
他分析说，当前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大多与公共产品短缺相关，可以说，我国开始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全社会日益全面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与公共产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已成为新阶段的突出矛盾。民富优先，是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突出问题的必由之路。
影响规划实施的主要因素
回顾以往的“五年规划”，也大都提出了很多好的发展思路，但具体实施的结果，并不如人意，未来还会有哪些因素会对“十二五”规划的实施产生影响？
迟福林认为，各地“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发展方式转变的主题、路线都十分明确，但应注意一些令人人忧心的问题会使规划的实施产生偏差。
一是一些领导干部发展理念还没有转变过来，做大经济总量、谋求经济增长依然是一些地方政府追求的核心目标，对“发展是硬道理”中“发展”的理解还没有与时俱进；二是某些基本利益格局形成了，破解十分困难，比如，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出让土地和发展房地产，由此，投资主导的格局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三是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将长期存在，比如，中央与地方在公共服务供给上的分工体制、财政税收体制、干部考核选拔机制等依然是以做大总量为主要标准；四是地方“十二五”规划的经济目标和布局相对清晰，社会目标和布局则比较模糊。
对此，迟福林建议，各地应明确结构调整的行动路线，以国家提出六大产业振兴计划为基础，确立“十二五”国家改变经济结构的总体规划和约束性目标，根据实际情况谋划布局；实质性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明确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等核心指标，比如年均实际增长不低于８％；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十二五”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比原计划提前５年；加快推进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重点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财税体制和干部考核选拨机制的联动改革。
迟福林表示，
“十二五”是历史发展的关键５年，是承接前３０年改革开放与后３０年发展的５年，对后３０年的公平与可持续科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十二五”是历史转型的关键５年，过去３０余年的转型与改革的基本特征是改变生产关系，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做大经济总量，从“十二五”开始的二次转型与改革，基本特征是改变经济结构，扩大消费总量，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十二五”是历史变革的关键５年，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更为复杂，解决的难度更大、更艰巨，从这个层面上说，二次转型与改革比一次转型与改革更加深刻，涉及利益关系、经济关系、城乡关系、投资消费关系等等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