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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元宵节结束，农民工迎来又一波返工潮。
　　记者在广东、重庆、江西等地采访了不少农民工，他们中有的刚出家门不久，有的仅有一两年外出打工经验；有的打工时间超过十年。他们目睹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全球博弈，也见证了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大规模转移带来的酸甜苦辣。他们的心路历程，既标记过去，也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心态一　盼“工作稳定”

　　面对用工单位对劳动力资源的渴求，不少农民工表现得较为冷静和理性。
　　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丁庄村农民工张树超告诉记者，农民工不怕工资低、待遇差，怕的是工作不稳定，在各地到处流动。张树超2004年外出打工，7年时间里先后换过12个工作，大部分工作时间都不超过一年。“农民工本来工资就低、加上频繁找工作所需的时间和花费，耗费就更大。”张树超说。
　　重庆汇能劳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朴是永川区最大的劳务经纪人，平均每年经手劳务输出在1.2万人左右。唐朴说：“今年各地都在争抢劳动力，农民工就业话语权增加，在同等薪资水平下，那些愿意为农民工提供3年以上稳定工作合同的企业更受农民工青睐。”

　　心态二　就业去向“随大流”

　　在重庆市永川区大安镇、铜梁县石鱼镇和开县汉丰街道等地，记者先后和20多名农民工进行座谈，发现他们之所以选择东部，原因大体可以归结为：第一，与东部相比，中西部就业机会还是太少，工资水平总体而言还是比较低的；第二，中西部劳务市场仍不发达，就业信息不畅，即便有工作岗位，大家也没有渠道获知；第三，农民工打工主要还靠同乡、亲属关系网络，“惯性”使他们首选沿海。
　　在渝西地区，有“只要一个大包工头，就能带空半个村”的说法，说的便是农民工就业更依靠亲戚、朋友等传统关系网络，而非劳务市场或招聘会。
　　江津区慈云镇一水村是个劳务大村，全村3800多人，有近2000人在外务工。村民傅思翔2005年在浙江绍兴开设了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其后5年多时间，先后招收270多名本村村民到绍兴打工。
　　从2007年开始，一水村2组村民刘士贵就在傅思翔公司当搬运工，每月工资有3000多元。他告诉记者，之所以愿意长期跟着傅思翔干，原因就在于大家都是一个村出来的，大都知根知底，平时有事可以互相帮忙，春节也不怕老板拖欠工资。

　　心态三　老资格农民工不慌

　　曾几何时，到沿海地区去打工是内地多少农民的心愿。但僧多粥少，大家一开始都遭到了一些白眼。直到后来资本大潮席卷沿海，世界工厂对劳动力的无尽索求，农民工兄弟们终于翻了身。
　　记者20日在东莞长安镇智通人才市场见到谢军时，他正在认真研究墙上张贴的培训课程。26岁的他来自湖南邵阳，16岁时因为不愿继承家里的耕田，跑出来找工作。谢军还清晰记得如何找到第一份工作。为了挤进惠州一家五金厂，他第一次去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在惠州转悠游玩了一个月。第二次依靠姑姑的推荐，还偷偷塞给保安一包烟，才顺利进入工厂。
　　“现在要找就轻松很多了。简历投出去，回复率有50%-60%。很多时候，工厂还会打电话催你去面试。”转换过多份工作的谢军说。
　　从农民工找工难到工厂招工难，来自湖北恩施的李清平同样经历了这个历史性转折。今年32岁的他在12年前找第一份工时，还是靠老乡求情。去年，他辞职后重新找工作，简历投出后，居然收到了五六十份面试约请。今年春节，他在老家待了一个月才重新回来，对着各种招聘启事笑着评点。
　　来自河南的何芳今年四十岁了，在一群年轻求职者中颇显醒目。她不愿守着田地，到东莞打工已经有14年。“种田哪能赚到什么钱哦，也就是每年七八月收割后卖一两千元。打工起码每个月还能有工资赚。”何芳说。
　　但刚开始也不容易。不少工作限定只招男性，对女性则有不少限制。何芳辗转才找到虎门一份织布的工作。“但你看看现在。”何芳指着墙上的招聘启事，“除了保安，大部分工作都要女的。现在的女孩子可比我们那时候幸运多了。”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也反映在农民工们对工资的态度上。记者采访的这三名农民工，每人在这十多年间都换过至少五六份工作，最短的一份工作不过做了一个月，对待遇和环境的不满意是频繁换工的主要原因。与初入工厂时相比，农民工们希望能有更体现尊严的报酬。
　　李清平属于技工，每月能有3000元，但他一与其他工人比，心里有些不平衡。“听说虎门南坊工业区有个电子厂，普工都能做到4000元-5000元。”
　　类似李清平这样的老资格农民工，不再将劳动所得与做农活时相比，而是与其他产业工人相比，这对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无疑提出考验。

　　心态四　不甘再做低端劳动力

　　从本世纪初起，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呼唤未曾停止。是继续在低端劳动力市场徘徊，领取微薄的薪水，还是奋勇向上游？农民工群体在思索、犹豫。其中一部分通过培训、自学，重新规划职业道路。
　　谢军在辞去惠州五金厂的工作后，又辗转来到东莞一家首饰加工厂，随后又前往广西从事农田建设的管理。尽管工资从惠州时的每月400元上涨到1500元，但谢军已经本能感到危机，“这个时代，不提高就会被淘汰的。”在广西期间，他在工作之余进修机电维修，在一位老师傅指点下，从完全摸不着头脑到掌握窍门，只花了十天时间。后来谢军考取了电工资格证书。
　　为了提高电工技能，谢军在中山一间照明厂找到工作。“其实工资只有1200元，比在广西时候还低，但我把它当做一个实习的机会，因为我喜欢机电。”目前，谢军在东莞联冠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做电工，工资每月2000元。
　　在智通人才市场，谢军着重看的是编程控制器(PLC)工程师培训的项目，准备报一个初级班，从一名电工升级为货真价实的电气工程师。他告诉记者，在业余时间最喜欢做的事情，也是逛逛书店，给自己充电。
　　相对而言，李清平早早选好了方向。他从1999年开始在几家深圳的台资电子厂辗转，从作业员做到科长，工资也从最初的每月700元上涨到3000元。随着近几年深圳电子厂转移到惠州和东莞，他也随之到东莞找工。“我在电子行业已经做了12年，市场上有我这样经验的工人不多。”言谈间，李清平颇显自信。
　　但以李清平这样熟练的技工，去年也已从组长升至科长，却辞去了科长一职，本次找工作，更直言只想做个“技术员”。为何？“做我们这一行，压力太大，有一位同事36岁，看起来却像60岁的老头，现在只想喘口气，找个轻松点的工作。”李清平说。
　　何芳则属于另一类农民工。谈及通过培训提高技术能力，她一脸难色：“就我们这一把年纪了，想学也学不来啊。”何芳在虎门已经换过几份织布工作，工资徘徊在1000元-2000元之间。
　　记者发现，十年之间，农民工这个群体对职业前景的规划已颇见分歧。他们在此方面的整体面貌，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速度。

　　心态五　“都市生活繁华，但不属于自己”

　　江西是劳动力资源大省，富余劳动力多往省外转移，随着近年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回流的农民工明显增多。
　　记者日前在新余市的“春风行动”招聘现场遇到今年26岁的分宜县杨桥镇农民工邱香，6年前她就外出打工。“今年不准备外出了，总不能一辈子在外打工，现在该是生育小孩的时候了。”邱香说，现在家乡这边的就业机会在增多，虽然还比不上在外的收入，但自己能够接受。
　　许多农民工表示，自己初入社会时选择工作都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家乡去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之所以这样是好奇大城市的生活，是希望开阔眼界，见见世面。然而经历过在外打工的生活之后，他们慢慢地都倾向于回到家乡。很多人表示，尽管外面的都市生活繁华，但根本不属于自己，房价那么贵，打工又很难稳定，更别说要融入城市。
　　高安市的农民工周琴说，这种心态在年轻的农民工身上具有普遍性，没出去过的都想出去看看，而在外面呆了几年的，只要家乡这边有还可以的工作，大都愿意回来。
　　记者在重庆采访的不少农民工，平均外出务工时间都在7年以上，他们普遍期待就是，能够改变以前“在经济上被接纳、在待遇上被排斥、在身份上被歧视”的尴尬状态，在不断提高收入水平的基础上，政府和用工企业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发展条件和与城里人一样的身份待遇。

    链接：各方评说“招工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