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平等、公正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和特征，历史早已证实近代国际体系下平等收入分配格局对后发国家经济起飞及其可持续发展何其至关重要，而无论是从微观机制还是从宏观层次、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消费环节来看，收入分配领域的平等、公正更都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无需否认，在太长时间里实施过于极端的收入分配平等要求必然产生众多副作用，但走向另一个极端则必然削弱乃至铲除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根基。
　　经济基础会造就相应的上层建筑，收入分配过度失衡的受益者将力图维持以往片面有利于自己的格局。上溯到改革初期，随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党和政府的政策导向，由于相应措施未能及时同步，中国社会凝聚力已经开始出现裂痕。正是在这个进程中，奢靡和铺张似乎日益成为值得大张旗鼓炫耀的事物，以至于妨碍奢靡、铺张生活方式者被某些人“理直气壮”地抨击为罪过，一个无视民生艰难、只知追求自己挥霍享受的新富群体“脱颖而出”，并与为他们的缺陷、过错辩解的知识分子结成了同盟。
　　“张爱玲热”在中国大陆兴起之初，我就曾读过一篇文章，文中讲到新中国建国后，张爱玲有一次下馆子点了一份虾仁面，按自己老习惯把虾仁吃掉，面一口没吃就丢了，饭馆中其他人都向她投来冷冷的目光，令她如芒刺在背。写到这里，作者大肆挥洒笔墨严词抨击这种“压抑”的社会氛围，给当时还是学生的我留下了此生无法磨灭的印象，因为无论是我那出身地主家庭的母亲，还是我本人，都无法认同张爱玲这种浪费宝贵粮食的举动，更无法认同这位作者的抨击，相信这也是绝大多数国人的立场。须知中国被近代西欧学者称为“饥荒的国度”（Thelandoffamine），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不止一次发生饿死数百万上千万人的大饥荒，其中1929年黄河流域各省大旱一次就造成灾民3400万人，陕西88个县饿死250万人，甘肃58个县饿死140万人；1920年至1921年华北四省区旱灾和饥荒饿死1000万人……以至于民国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称1949年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人至700万人死于饥饿，人口学者统计的婴儿死亡率高达17%至20%（侯杨方），人口平均寿命仅有35岁。具有如同那位作者那般思维方式的群体完全没有资格成为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时至今日，我们必须警醒而尽快亡羊补牢，遏制这样一个群体经济政治力量的增长。冷静、客观的高收入者不要把收入分配平等公正要求一言以蔽之曰“仇富”，因为这样做能够避免他们沦为社会怨愤的焦点。
　　尽管改善现状困难重重，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必然推动收入分配公正的优势回归。王绍光已经指出，与其它国家社会政策经历漫长过程方才出台不同，近年中国社会政策回归公平在严重的贫富分化刚刚冒头不久就开始出现，其发展速度和制度化之快举世少有，这应当归因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和中国大陆国民的社会主义思想观念。正值“全球经济失衡”已成国际热门话题、外部市场风险日益加大而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之际，让我们致力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这不是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全盘抛弃，而是扬弃，我们将在不断的扬弃中螺旋上升。新近制定的《十二五规划指导意见》确立了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重点地位，我们为此期待，我们也要为此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