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副主任邵宁

　　以下为发布会实录：

　　华清：
　　女士们、先生们，记者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今天上午我们请来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先生、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杜渊泉先生，请他们向大家介绍“十一五”时期中央企业改革发展情况和“十二五”的总体思路，并回答大家感兴趣的问题。现在先请邵宁先生介绍情况。

　　邵宁：
　　新闻界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有机会和各位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见面，回答大家关注的问题。在这里，我首先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对各新闻媒体、各位记者朋友长期以来对我们的工作以及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事业所给予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中央企业“十一五”发展成就及“十二五”前景。就这个题目，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份背景材料，供各位参考。下面，作为开场白，我向各位谈一点我个人对国有企业问题的看法。

　　邵宁：
　　应该说，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状态是比较好的。概括地讲，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大幅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增强，在重大活动和抢险救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在前些年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推进。比如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的建立，对企业经营者的考核评价和激励约束制度初步形成，企业改制上市、引入了市场的资金和约束，企业重组优化了资源配置等等。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改革是一个核心性的命题。不进行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国有企业生存都难，更谈不上有所发展。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当初是做为计划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建立的，这些企业的结构特征、管理体制、社会定位、职工观念与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完全没有关系。改造这样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系统，使之能够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时间了。

　　邵宁：
　　所以，研究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观察中国国有企业的状态，是需要一种历史感的。这是一个改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20年前，我们还在推行企业承包制，产权当时还不敢碰。在10年前，三年改革脱困还没有完全结束，当时做的事是企业改制和企业破产。到今天，改革的实践以及我们对改革的认识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同样的，目前国有企业的状态并不是改革的终点，而是下一阶段改革的起点。我相信，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国有企业还将出现许多新的变化。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国有企业在体制上会与市场经济进一步融合，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会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公益性国有企业会更好地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责任。
　　讲这样一些内容的开场白，是想强调一种历史的、过程的观察方法。对于处于改革过程中的事物，只有这样看才能看得准、看得客观，并且具有建设性。同时，我也想为下面回答问题埋一个伏笔，有些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往后看看、向前看看，这样才能看得清楚、才能讲得清楚、才能更好地和大家沟通和交流。
　　下面，我愿回答各位提出的问题。
　　谢谢。

　　华清：
　　谢谢邵主任把时间留给记者提问。下面请大家提问，像以往一样，报一下所代表的新闻机构。

　　中央电视台记者：
　　刚才邵主任也谈到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二十多年，我想问一下到目前为止都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谢谢。

　　邵宁：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二十多年，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前一段的改革已经解决的主要问题大概是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实质性的变化，这主要是通过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我们的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层面实现了退出。第二，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彻底改变了，有一些财政、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输血渠道都被彻底切断，这样就迫使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变成一个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第三，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初步形成，前一段大量的国有企业退出市场，实现了优胜劣汰。第四，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初步建成，企业经营责任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初步建立。第五，企业内部机制有所改变，“大锅饭”、“铁交椅”的情况有所变化，当然这方面进展还不平衡。这是前一段改革已经解决的问题。

　　邵宁：
　　目前我们正处在以国有大企业改革为中心的阶段上，这个阶段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找到国有大企业与市场经济最终融合的方式。我们判断，依托资本市场实行公众公司改革、实现企业的多元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是未来国有大企业和市场经济最终结合的具体形式。围绕这一关键环节，还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比如：第一，进一步收缩战线，集中资源于重要的行业和关键领域。第二，进一步推动企业重组优化、资源配置。第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现在我们所推动的董事会制度。第四，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管系统，保证透明度，更有效、更科学地考核和评价。第五，进一步推动企业内部改革，使内部机制进一步市场化，同时进一步减轻国有企业的各种负担。所以，国有企业改革还远远没有结束，任务量还是非常大的。谢谢。

　　彭博新闻社记者：
　　一年前，中央政府要求国企把与他们非核心业务相干的房地产业务和资产卖掉，请问在一年后进展如何？

　　邵宁：
　　到目前为止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突出主业，把主业做强，是国资委这些年对中央企业的一个基本要求，所以，主业不是房地产的中央企业，需要逐步从房地产业退出，这是突出主业的一个必然要求和方向。中央企业有一些介入了房地产业，实际有非常复杂的历史方面的原因，我们有一些中央企业尤其是独立工矿区，职工宿舍都没有交出去，所以职工宿舍是自己建、自己维修、自己管理，这样的企业要真正退出房地产就需要一个过程。还有一些企业，比如原先在城市中心，现在要搬到开发区，原先占的地自己开发去安置职工，他要退出需要把这个项目做完。所以国资委对房地产业的政策非常明确，有房地产为主业的可以参加商业性竞标，没有主业的只能从事自由土地的开发，你开发完逐渐地退出。去年已经退出副业是房地产业的企业有14家，今年估计有20多家可以退出。其他的企业把手头的事儿做完，把现有的项目做完，逐渐退出，集中资源搞他的主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有两个问题。第一，请问您刚才提到的央企社会服务和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公众有很多疑问，央企里有很多公司每年都上交那么多的利润，但是国资委有没有一套评估机制，让他们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并且对效果进行完善的评估。第二，和央企“走出去”有关，“十二五”期间央企到国外投资的状况会不会比“十一五”时期有比较大的提升？另外，这些年北非的局势不是特别稳定，我们很关心央企在那边投资的状况和工人安全的情况，这个过程会不会影响未来“走出去”的计划？谢谢。

　　邵宁：
　　国资委一直非常重视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我们对中央企业发了文件，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些要求的重要方面，第一，模范遵守法律法规和商业道德，要依法纳税，要合法经营，不能生产假冒伪劣商品，而且不能做不正当竞争。第二，要加强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防止对环境的污染，做好节能减排工作，保护和利用好资源，推进清洁生产。第三，要善待职工，维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搞好安全生产，关心职工的职业发展和生活。第四，要积极参加社会的公益事业，在重大自然灾害和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发挥自己的作用。第五，跟“走出去” 有关系，“走出去”的企业要尊重所在国的法律，保护当地的环境，维护当地员工的利益，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贡献。总的要求是，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要善待社会，善待消费者，善待员工，善待环境。我想，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企业，是人民的企业，所以国有企业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应该说，这几年中央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执行得不错，社会责任越来越成为企业经营中的一种理念，到去年底，有52家中央企业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或者《可持续发展报告》，当然这方面我们还要继续推动工作进一步开展。

　　邵宁：
　　关于“走出去”的问题。这几年，应该说中央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还是比较大的。总体上讲，这几年中央企业“走出去”的效益是不错的，但是同时风险也非常大。这个风险有的是我们主观方面的，有的是客观方面的。主观方面，我们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普遍不足，国际化的人才短缺。第二方面，我们企业的经营层对国外的法律环境、经营环境往往不熟悉。客观方面，现在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地方很多是社会风险、政治风险很大的区域。总的看，国际化经营是整个国有企业包括中央企业现在的一个“短板”。所以，现在我们对中央企业在这方面的要求是，第一，高度重视，谨慎经营，严防风险。尤其是在境外遇到社会风险、政治风险的时候，要多多依靠我们外交机构去给予帮助。第二，高度重视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的培养，切实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刚才这位记者问到的我们一些在北非的企业，的确我们听到，有些企业的营地受到冲击，我们有一些职工受伤，我们企业现在正在积极地采取措施，在驻当地使馆的支持和帮助下，保护好营地，保护好职工。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第一，现在社会各界对于国有企业上交红利存在过低的置疑，他们认为这与国有企业占有其社会经济资源以及突飞猛进的经济规模相比不相符合，请国资委回应一下该置疑，认为该比喻是否合理？第二，今年以及“十二五”期间对于国资委国资预算体系改革的重点是什么？第三，现在有的央企正在进行一些产融结合，比如与银行合作成立财务公司，甚至开始进入金融领域等等，国资委对这些监管目前有哪些新的研究？谢谢。

　　邵宁：
　　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段网上对于国资委经营预算问题有些说法，而且有一些数字，这个数字和我们掌握的不太一样，我估计可能是口径不同。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2010年大概是这样一个数字的情况，利润总额是 1.1315万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是5621亿元。我们测算的去年的国有资本收益测算值是600亿出头，大概是这样一个数字。2009年，我们同口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是315亿，去年大概600亿出头，增长幅度差不多将近一倍，因为上交的比率提高了。国有企业上交利润这个事儿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过程，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利润全额上交，严格地讲，实际是收支两条线。这边利润全额上交，你需要钱用的时候，比如你亏损了，政府给你补贴。改革以后一段时间就发现这个政策执行不下去了，主要是随着改革市场竞争的加剧，亏损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多，而盈利的企业很少，能上交的非常有限，但是伸手跟你要钱，要求你给我补亏的太多，这就补不起。所以，到94年前后就做了一个很大的政策调整，停止国有企业利润上交，但是同时你有亏损我也不补。所以，前一段国有企业不上交利润就是这样一个背景，就是当时国有企业太困难了，亏损太多了。这几年随着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好转，从2007年开始上交国有资本的经营收益，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低的，是5%和10%两档。

　　邵宁：
　　当时考虑一个比较低的比例去征收，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国有企业的包袱还很重，需要很多钱去卸包袱，比如国有企业办社会问题、富余人员的安置问题、副业改制的问题、厂办大集体企业的问题，很多方面需要投入。第二，企业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今年上交的比例提高到10%和15%两档。咱们往前看，随着以后国有企业经营状态进一步改善，尤其是国有企业包袱基本上化解掉以后，我觉得，这个上交比例应该是进一步提升的趋势。最终提到一个什么水平呢？我们感觉，对于竞争性的国有企业，提到国内上市公司分红的平均水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有一些网上的朋友也问，国有企业这么多利润都哪儿去了？实际很清楚，通过投资形成了新的净资产。在“十一五”期间，中央企业的净资产平均每年增长15.6%，基本是五年翻了一倍。这个净资产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利润转化，因为国有企业是属于国家的，属于人民的，它的利润内部人是不可能分掉拿走。有些人在网上也问，你们是国有企业，我可能没有享受到你们什么资产，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我做一个比喻，这好像是家里有一笔储蓄，平常是不用的，存在银行里，一旦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取出来，是可以使用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实际上属于国家、属于全体人民的一笔储蓄，一旦以后国家需要钱，完全可以动用。这几年我们国家处于高增长时期财政增收还很大，但是我想往前看，我们的速度不可能永远这么高，而且我们中国还会进入一个老年社会的问题，到那个时候，需要钱的时候，我相信这笔资产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邵宁：
　　至于产融结合的问题，我们感觉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这几年产融结合，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是企业经营的方向，我们也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这个必要的。比如说大型企业集团有一个财务公司，有利于集团内部资金的集中管理和资金的有效运用，这往往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个大型企业集团办财务公司是产融结合最浅的一个层面，往下走还有不同的深度，比如说有些大企业集团参股金融结构，这就比较深了。还有一些企业集团做金融，但是为主业服务，还有一些是真正做金融。国资委现在研究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大的企业集团走到哪一步比较合适，同时要注意防范哪些风险。

　　中国石油报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加强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建设部分，提出了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加快新能源开发，推进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请问“十二五”国资委在这些方面将会出台哪些具体的政策和措施来落实。另外，天燃气是目前普遍认为比较清洁高效的能源，您认为“十二五”天燃气产业发展应该如何适应这些方面的要求？第二，“十二五”建议还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深化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请问“十二五”，除了您刚才提到的，国资委在支持能源企业“走出去”方面，还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和政策？谢谢。

　　邵宁：
　　你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可能会让你失望。因为国资委是出资人机构，我们没有行业职能，所以我们内部也没有行业人才。国资委不可能去制定针对某一个行业的政策，比如说，建立安全稳定的能源体系，比如天然气的问题，这似乎都不是在国资委的职能范围之内，这可能需要行业的管理部门去做。对于“走出去”来说，我们对于中央企业也是一视同仁的，不可能对某一个行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所以在行业方面的问题，可能国资委都很难回答，因为我们纯粹就是一个资产管理、出资人的机构。

　　北京新京报记者：
　　我想追问一个问题，讲到央企海外投资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有些央企在海外投资可能会出现一些亏损，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不了解当地的法律等各方面的情况，国资委在这方面的监管方面会出台哪些新的机制？因为毕竟是国有资产，如果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话，对于高管或者管理层有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另外，如果真的是很严厉的处罚措施，会不会也担心这些高管会畏手畏脚，今后在开拓方面会不尽心尽力。另外，刚才您讲到国有资本收益，也算是给公众一个交待了，还是请教一下邵主任，就您自身来看，目前央企的社会舆论环境如何？您感觉现在公众对于央企的不理解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赚钱多了大家的议论还很多？谢谢。

　　邵宁：
　　这几年中央企业的境外经营总体上效益是比较好的，大概的数字是这样的，中央企业境外资产总额占中央企业总资产的19%，当年实现的利润占中央企业利润总额37%，这是2009年的数字。这个数字说明效益整体上还是不错的，说明我们“走出去”的战略是对的，也说明中国企业在很多方向上有比较优势。我们也注意到，比如外面报道有些海外的项目出现亏损，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从我们国资委的角度，它的性质和境内亏损是一样的，是企业就要挣钱，就要对股东负责，海外不能亏，境内也不能亏。像这种出现的重大亏损，实际是国有资产的重大损失，从制度上讲，我们要查明原因，明确并且追究责任。随着中央企业境外资产的增长，境外资产的监管实际上对国资委来说是一个新课题，我们目前正在研究。据我所知，我们的业务局正在研究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央企业境外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一个是《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这两个文件的名称都是暂行办法，说明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地研究明白。有不同的建议，有不同的选项，比如说有的建议，我们的监事会把监督范围延伸到境外去，还有的建议比如说委托境外中介机构统一进行审计等等，这都是可以研究的可能性。无论怎样提高监督的有效性，首先责任主体必须明确，因为中央企业境外资产一般都是二级企业的资产，监督责任首先在集团公司。

　　邵宁：
　　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央企的舆论环境问题。我的感觉，现在的问题是沟通得不够，大家对中央企业的情况，对这几年国有企业改革的情况，对中央企业这几年的变化，大家了解得还是不多，这个责任主要是在我。应该说，经过这二十年艰难的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变化是很大的，中国的国有企业跟若干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香港南华早报记者：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央企的高管层薪酬，是不是有一个具体的规定？而且薪酬标准是不是已经对社会公开？因为是全中国人民的公司。还有，薪酬的标准，现在据国资委掌握的整体情况怎么样？与全社会的一般从事管理人员的平均收入相比大致是怎么样的水平？再问一下对于铁路部门今后的国有资产改革，国资委是不是在“十二五”期间将会介入？谢谢。

　　邵宁：
　　高管的薪酬，国资委建立了之后，就建立了一套薪酬的管理办法。因为国资委建立之前，薪酬是自己给自己定的。国资委这套管理办法是依据考核结果，同时也参照社会上的水平。但是参照实际是这样，现在对于中央企业的高管是半市场化的办法，明显的比社会上同类岗位要低，而且低得比较多。之所以是这样一种折中的办法，是因为这些企业需要参与竞争，你的岗位需要有一点市场竞争力，你要承认这个岗位的价值。但是同时他们又不是完全的市场人，我们对他们的管理还有很重的行政色彩，所以采取了一种半市场化的办法，这也是改革过程中的一种折中的措施。我们想，这个措施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具体的标准，实际上我们以前在不同的场合都跟社会说过，领导人的收入对于国资委来说，对于监事会来说是非常透明的，是没有问题的，需要的话，可以向社会公开。
　　铁路部门的改革，从性质上讲，它是一种行业改革。行业改革的职能也不在国资委。但是如果通过行业改革之后，比如说原先的铁路系统改革之后，它的一些企业可能会交给国资委改革，比如说原先的中铁工、中铁建，比如南车、北车都是前一段铁路改革之后、和铁道部脱钩之后交给国资委管理。所以，后面铁路部门如何改革，首先还是一个行业改革的问题。

　　华清：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上午的发布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