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革。
    变革的范围是如此广泛，从货币金融、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战略，直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终极价值，无所不包；变化的程度是如此深刻，它必将左右人类的发展道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
    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2008年，华尔街金融家制造的次级贷款危机迅速演变为全球金融海啸，数十万亿美元的财富灰飞烟灭，庞大的金融帝国接二连三地轰然倒台，全世界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丢掉饭碗，一切都是那么出乎意料!超乎想象!又那么无可奈何！幻想早已破灭，希望究在何方？
    我们可以找到出路吗？
    就像面对一个身患疑难绝症的病人，不同的医生会给出不同的诊断一样，经济学者对金融危机根源的解释，从来就没有完全一致的答案。
    许多人正在为此艰苦努力，许多人正在为此废寝忘食，许多人正在为此苦思冥想，许多人正在为此奋笔疾书，斯蒂格利茨就是其中一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人们诊断的危机根源和恢复药方可谓多如繁星。金融家的贪婪、监管者的错失、华尔街的疯狂、华盛顿的傲慢、货币政策的胡来；东方储蓄，西方消费；东方节俭，西方挥霍；东方贸易顺差，西方贸易逆差；西方向东方借钱，东方给西方融资……
    较为学术性和复杂一点儿的假说也不下数十种。“全球储蓄过剩说”、“全球经济失衡说”、“市场失败说”、“政府失败说”、“资本主义模式崩溃论”、“美国式资本主义崩溃论”、“全球经济失衡论”、“华盛顿共识崩溃论”、“资本主义危机周期论”、“蝴蝶效应论”、“黑天鹅论”……
    2010年，斯蒂格利茨出版的新书《自由市场的坠落》的引人深思之处，是没有止步于简单罗列经济现象和上述各种假说，而是从西方经济思想和西方社会哲学基础之本源，来探寻西方经济制度之内在缺陷。从危机的表面现象一直向上追溯：从经济现象到个人动机，从个人动机到激励机制，从激励机制到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到制度背后的经济思想，最后一直追溯到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哲学和道德基础。
    斯蒂格利茨说：“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已经堕落太久了。唯利是图战胜了道德责任。我们玩命追求高速增长，却不管自然环境和社会是否能够承受增长的代价。极端低俗的个人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早已严重侵蚀了我们的集体意识。我们玩命追求个人利益，却不能同心协力地解决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个人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导致社会弱势群体惨遭粗暴剥削和掠夺，社会阶层日益严重分化，人与人之间日益缺乏信任，金融行业盛行欺诈只是冰山一角。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自由市场的坠落》让我们再度回到卡尔·波拉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之基本主题：市场万能的信条将摧毁人类社会的道德基石。斯蒂格利茨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深刻反思自己的生存方式，我们应该思考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社会。”
    当然，读者不需要盲目追随斯蒂格利茨的思维方式，不需要匆忙同意他的结论，更不需要简单附和他的政策建议。因为，面向新的时代，中国人民或许要承担更为重大的责任，中国人民也应该承担更加重大的责任。在阅读斯蒂格利茨著作的同时，让我们去认真聆听另一位伟大学者对中国的深切期待吧。1994年，世界著名的中国史学权威费正清，去世前几天完成了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著作《中国：一部新的历史》。哲人的序辞深沉悲壮、充满惋惜：
    “19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终于开始现代革命。人们很快就明白：没有任何外部的发展模式符合中国的现实，的确有许多模式可供中国借鉴，却不会有哪一个适合中国。富有创造性的中国人民只能依照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自己寻找救赎之路。中国人民拥有自己独特的过去，也必将拥有自己独特的未来。
    “然而，令无数人深感不安的是，当我们就中国之命运得到上述结论之时，人们突然意识到：整个人类（我们一直自以为高明的人类）却正在跌入危机深渊。20世纪里，人类自作自受的各种灾难、死亡、对环境肆无忌惮的攻击和破坏，业已超越以往一切世纪之总和。或许，中国此时加入外部宏大世界的毁灭竞赛，正好加速人类自身的彻底崩溃。
    “当然，有少数不那么悲观的观察者，相信最终只有中国可以挽救人类。因为，过去三千多年来，中国人民证明自己具有独特的生存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