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19日在巴黎结束为期两天会议。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就衡量经济过度失衡的一揽子指标达成一致，并同意通过加强多边合作来缩减经济过度失衡，最终实现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此次达成仅是一个初步妥协方案，并没有强制性意义，其实际意义还要取决于下一步的执行和细化。但是，这一失衡指标协议的达成反映出后危机时代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分化和政策取向差异问题，也为中国的经济转型进一步施加了外部压力。

2月19日，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部分与会的各国财长及央行行长合影。新华记者 高静 摄

　　成果　达成让步性失衡指标协议

　　本次会议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称，与会各方同意选取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私人储蓄率和私人债务、贸易账户和净投资收益与转移账户作为衡量经济过度失衡指标，同时充分考虑汇率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这四个指标涵盖公共财政(赤字和债务)、私营部门金融健康(私人债务和储蓄)以及经常项目账户及其组成部分。
　　会议联合公报将引入的界定指标分为两个方面，第一，确定将公共债务、财政赤字、私人储蓄率和私人债务引入界定指标；第二，界定由贸易账户和净投资收益与转移账户引发的外部不平衡时，适当考虑汇率因素以及财政、货币和其他政策。
　　法国经济、财政和工业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衡量指标取得共识的过程不易，各方存在一定利益冲突，但最终达成妥协。这些指标不具有约束力，实施起来也不易。法国希望运用这些指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助下，今年底对G20成员国存在的经济失衡进行首次评估。
　　据悉，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在今年4月举行的会议上将讨论关于这些指标评估的方针。
　　法新社的分析称，公报的第二个方面表明，各方就引入经常项目、外汇储备和真实汇率三项指标仍持保留态度。
　　不少分析认为，这一协议是一套参考体系，是各方博弈和妥协的产物，在未来全球失衡调整中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并没有强制性意义，其实际意义还要取决于下一步的执行和细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晋斌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这套指标在全球范围内考虑到了不同经济增长及不同的增长和发展路径所面临的不同风险，并试图监控并降低不同发展路径导致的外部不平衡以及这种不平衡给全球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实际和潜在风险。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国际货币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妤则认为，此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仅同意选取一揽子指标来衡量失衡，但还未就这些指标设定具体指导线，只有指标名称，没有指标定值或定值方法。比如，在去年韩国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上美国提出外部失衡的指导线是经常账户差额不超过GDP的4%，但未被接受。这次巴黎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将经常账户分解为贸易账户和净投资收益与转移账户，比合计的经常账户在指标设计上更细化了，但还未给出具体的上限数值。
　　此外，孙华妤还认为，巴黎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声明明确表示这些指标不是“目标”，可以说未来确定的指导线指标对各国的约束力现在就已经被“预解除”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表示，方案虽然具有现实可行性，但执行起来难度也很大。这次达成的只是一个具有指导性的基本共识，接下来还需要各国按照自身的国情，制定自己的指标和方案，具体还要再看4月份会议上的进一步讨论和评估。

　　对垒　两大阵营利益分化

　　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还在会议中就改进国际货币体系的议题展开激烈讨论。之前，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希望设立“行为准则”来监管国际资本流动。这一主张得到美英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但是，印度和巴西则反对为控制资本流动设置全球机制。
　　根据会后公报，最终各方达成一项工作方案，内容包括：采取一致性措施应对潜在发生的资本不稳定流动；管理全球资本流动性，以加强各国阻止和应对危机冲击的能力；就汇率议题展开讨论并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
　　此外，如何应对包括食品、原材料价格的过度波动也是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当天说，能源和商品价格上升，增加通胀压力，必须认真对待。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也指出，飙升的粮价正在接近“警戒线”，需要引起重视。但是美国财长盖特纳则表示，美国通胀风险并不大。
　　据悉，法国之前表示希望通过改善库存信息透明度和限制金融市场投机来控制农产品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但是美国、巴西和加拿大均对这一提议表示反对。　　
　　会后的公报称，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有望在下次会面时就一些由国际组织撰写、与食品价格和安全相关的报告展开讨论。
　　有分析认为，本次巴黎会议上各项议题的分歧重重，体现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大阵营的利益分化。
　　陈凤英分析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大阵营首先面临内部失衡的问题，其本质是内部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衡。目前发达国家面临赤字债务问题的困扰，迫切需要引进国外资本，扩大本国的出口，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通胀压力、高储蓄、高外汇储备等问题，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刺激本国消费。从外部来看，发达国家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的风险，以及发展中国家有效汇率问题，是两大阵营的分歧所在，也是难点所在。
　　孙华妤表示，此次选择和确定的这些指标已经是与会各方妥协和让步的结果，在未来设及明确指导线时一定会更加困难重重。由于关系到贸易顺差国和逆差国，高储蓄国家和过度消费国家，高债务和高国外资产国家以及目前财政、货币政策差异明显的主要经济体，不同国家有自己的“核心利益”、困难和政策效率，对上述指标定值或定值方法将有不同的考虑。

　　展望　失衡指标施压中国经济转型

　　本次巴黎会议上，中方观点受到广泛关注。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所涉及的内容广泛，需要兼顾长期目标和短期成果，积极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他认为应增强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发挥其计价货币与储备资产的潜力。
　　中国财长谢旭人强调，各国应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稳定，减少国际资本套利流动，防范全球性通胀风险。中国政府今年将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促进经济增长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有观点指出，此次会议确定的这套指标与中国有关的主要是贸易顺差和高储蓄这两个指标，因此并非专门针对中国，而是综合了新兴国家、石油输出国等主要国家和主要“国家群”的特征而设立的。但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典型代表，无疑是站在某些指标矛头所指的最前列的。
　　王晋斌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要降低储蓄、增加消费，这样才能在长期中降低外贸顺差。中国在应对这样的系统性指标时，重要的是把握好调节力度，避免对中国经济产生过大的结构性冲击。
　　世界银行学者、欧美同学会留美分会理事程永如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本次会议达成的失衡指标对中国来说，既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督促。压力之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同时，中国要牢记国情意识和发展阶段，继续坚持谈判底线，掌握好节奏，统筹拟定政策组合，有取有舍，有争有让，不能简单为他国内部结构失衡、市场过度投机埋单。
　　在陈凤英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转型的内部需要，现在国际上有了强制性的外部要求，也未尝不是好事，这会使各级政府必须转型的决心从“弹性”变成“刚性”。
　　对这一“外部压力”现象，孙华妤认为应从三个方面理解：那些特别不利于我国的指标，比如外汇储备、真实汇率等，在我方的坚持下没有列入此次协议；降低私人储蓄、减少对外需的依赖等指标对我国目前推进的经济结构调整有参考价值；这些指标也可以作为外部风险指标参考，比如中方可以要求不达标的国家进行“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