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19日举行2011年年会,众多国内顶级经济学家就如何让“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进行了研讨。专家们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实现经济稳定健康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如收入分配问题、经济结构问题、资源瓶颈问题、体制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上下共同努力推进经济改革,更需要用新的思维解决当前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要大力推进城市化,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改革需要顶层底层同时用力
如何让“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年会上经济学家们谈得最多的就是中国经济如何转型和改革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动力来自体制改革。他认为,目前的“十二五”
规划大多都是讨论具体问题,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需要的其实是明确通过改革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模式,这需要政府有“顶层设计”。
吴敬琏说,目前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应该是一个强力政府控制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也是在政府驾驭下的。那么,要想在
“十二五”期间让改革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现在政府就得加紧着手规划或者是设计。有了“顶层设计”才能规划具体项目,设计强有力的措施推进改革。当前社会利益已经固化,如果没有整体设计就转型,可能会有消极后果。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说,“十二五”期间中国需要体制改革,也需要体制创新。不过他认为,这个改革不仅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调动一部分基层民众的积极性。
李稻葵说,当前中国面临的基层矛盾不是简单花点钱就可以的,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要改革,需要调动一部分对当前不合理体制有直接感觉的基层民众的积极性来一起推动。
解决新问题需要新思维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杨提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非常快,很多现象不能总用老理论进行解释并解决,用新思维研究新问题应该成为 “十二五”起好步开好局的首要问题。
以物价问题为例。他说,有人认为通货膨胀问题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由于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导致的。然而中国当前的现状是生产的产品不少,但是需求不足,从而导致流动性过剩。这是个新问题,如果用老理论解释,制订出的政策可能会出乱子。
当前中国的物价上涨,至少有四个因素需要关注。第一是市场结构问题,包括市场参与情况,交易合约的程序等。如果市场结构扭曲,简单的增加供给就难以平抑物价。
第二,国际传播问题。去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实际上当时原油的供应是大于需求的,完全是资本市场上的炒作。
第三,成本推动问题。中国本轮的物价上涨最主要表现在农产品涨价方面,但是我国已经实现了连续7年的农产品丰收,13大类农产品中有10类供应丰富。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农民工的工资在上涨。比如说去年棉花供应不足,实际上不是产量不够,而是摘棉花的人工成本太高,许多棉花最终没有被摘下来。
第四,类金融化问题。金融资本不进行生产也不进行消费,只是进行炒作,导致产品价格暴涨暴跌。
李杨表示,面对这些导致物价上涨的新因素,如果只是简单的用收紧银根的方式解决涨价问题,可能就会出乱子。
推进城市化解决“未富先老”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劳动力供给不足,导致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加速城市化,让农民工能在城市安家。
年会上,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特点是“未富先老”。也就是说经济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人口的老龄化已经到来。而且由于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是某一项政策造成的,无法用政策来调控。
“先老”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相对稀缺,意味着中国丧失了原来劳动密集这一比较优势。同时,“未富”意味着中国不会在短时间内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可能出现比较优势真空。 如何解决人口结构变动这一重大问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关键在于加速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樊纲说,从官方统计看,中国按说不会出现“民工荒”,但是现在出现了。这一悖论反应了中国的一个特殊国情——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率。这里讲的是城市化,核心是农民的入城化过程。 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导致农民离开了土地后到城市打工,有岗位就就业,没有就回去,政府不用负担农民工的各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再加上中国的户籍制度,结果是,向城市转移的农民过早地退出城市的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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