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CPI达4.9%。防止物价过快上涨已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关于这轮通胀的原因，官方、学界和媒体已经分析得很全面透彻了，既有长期的，也有临时的；既有“内生”的，也有“进口”的；既有气候原因，也有政策因素。据报载，厉以宁最近表示，我们遇到的新问题是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对中国而言这是第一次，这是一个新挑战。笔者认为，厉以宁先生一语中的。而应对这个新挑战，则需要新思维。
　　所谓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是指由原料和工资等成本上升所引起的物价普遍上涨现象。以往30多年，特别是经历了物价闯关、绝大部分商品都实现市场定价后的近20年间，中国经济似乎背离了“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规律，在大多数时间里维持着近两位数的高增长，同时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有时甚至还担心出现通缩情况。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靠制度设计及政策推动等人为因素，中国维持了较低的要素成本。中国不仅制成品价格低廉，能源及矿产资源的开采成本也比较低。当然，中国也在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新国际分工过程中，利用了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外要素。
　　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和快速增长的经济产出量来说，土地、矿产资源以及环境应该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使用成本应该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刘易斯拐点”和人口老龄化的逼近，廉价劳动力的历史也接近尾声。由要素成本提升而引发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注定将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绕不过去的阶段。
　　实际上，近10多年一路高涨的房价就是这种通胀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是由于统计方面的原因，未将其列入CPI中。由于国内外多重因素的诱发，最近这种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终于在食品类价格上表现出来，并反映到CPI指标上了。
　　这种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将是持续时间较长的过程，只有到中国实现了不再依赖廉价要素投入，而主要依靠科技和制度创新的集约型发展方式时才能真正消除。因此，中国不能根据以往的经验或在西方已经获得验证的传统思维应对这种通胀，必须要有新的思维。
　　笔者认为，这种新思维的一个要点是，尊重市场规律，适当提高通胀容忍度，让长期扭曲的要素成本涨价压力释放出来；同时要有高超的政策艺术，让这种释放过程平稳有序，尽量减轻震荡。另一个要点是，政府应对通胀的目的应是保证低收入者的实际生活水平。理想的办法是提高基本消费品涨价获益者，或对这类商品价格并不敏感的高收入者的税赋，更精准地转移支付给需要补贴的低收入者，这就需要设计出准确有效且低成本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