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最为复杂的一年。总体上，全球主要经济体逐步企稳并正式步入复苏期，但在结构上，则表现出许多深层次的缺陷和失衡，国民经济的恢复还存在明显的脆弱性。由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和国际经济地位的差异，主要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调整中形成了多重选择和非对称性，加剧了全球经济形势的波动。我国经济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得到了有效的支撑，但复合式通胀压力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最主要影响因素。面对后危机时期复杂的经济环境，我国宏观调控已开始转向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搭配的新框架。

　　全球经济政策的多重调整与输入性通胀压力

　　2010年第4季度，随着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进入复苏期，世界经济的基本面得到有效支撑。但在总体复苏的背后，由于主要经济体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地位的差异，主导国家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差异化和不对称性，甚至形成了逆向调节，从而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宏观调控的复杂程度，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明显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
　　(一)美联储的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与过量美元输出
　　2010年11月3日，美国启动了规模为6000亿美元的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政策的影响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美联储以美国中长期关键期限国债为对象连续在8个月内投入6000亿美元。通过对关键期限国债大规模的投入流动性，可以有效的降低关键期限国债的收益率情况，从而推动市场中长期利率曲线下移，稳定市场对中长期利率的风险预测。第二阶段是美国国内金融市场获得基础货币后，增强了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第三阶段是沉淀在美国国内金融系统内部的基础货币开始通过金融、投资和贸易渠道流向国际市场，给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明显的扰动。第四阶段是国际市场上的资金回流阶段。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国际收支盈余通过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或者是购买美国国债或其他形式的证券资产回流美国，进而转化成对美国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有效支撑力量。
　　因此，美联储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可以有效改善美国金融市场状况和实体经济的基本面，但有害于美元和美国经济的长期利益，并对世界经济输出了通货膨胀。
　　(二)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纠正与欧洲央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
　　欧元区债务危机是典型的主权债务危机，但导致其集中暴发并大规模蔓延的原因并非仅仅由于危机国家国内经济政策的失误，欧元机制内部的两大失衡是导致这场危机的最主要原因。
　　第一类失衡是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美欧的政策资源的失衡。在次贷危机暴发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一方面迅速启动了规模庞大而形式多样的财政支持政策，另一方面及时推动美联储扩张资产负债表，推行“大规模资产收购计划”。而欧元区国家则难以借助货币政策的力量来向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提供支持，欧洲央行拒绝了欧元区边缘国家提供国债融资的要求，使得欧元区国家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处于政策的跛行地位。第二类失衡是欧元区内部主导国家(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间的权利失衡。主导国家可利用投资、贸易和政府债务等手段向边缘国家转移危机和转嫁风险，并导致边缘国家的经济资源和金融能力向主导国家转移。因此，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直接诱因既包括边缘国家自身经济运行和政策调控中的内在缺陷，又受到主导国家风险转嫁的巨大影响。
　　尽管欧元区债务危机仍在延伸发展，继希腊之后，爱尔兰、葡萄牙也濒临危机的边缘，西班牙和比利时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危机的风险累积，但可以预见，随着两个“失衡”得到支撑和解决，2011年上半年欧元区边缘国家的债务危机将逐步平稳，国民经济运行逐渐恢复正常。值得注意的是，区内国家的消费需求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恢复，欧洲央行事实上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开始形成。
　　(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向调整与输入性通胀压力
　　在当前调控中，我国的主要政策方案与美欧形成了逆向调整，一方面加大了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程度，另一方面极大增加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自主调整的困难。由于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受到限制，政策实施的具体效果也形成了波动和不稳定性，在美欧等国家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第4季度我国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急剧增大，外部价格冲击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大量流动性进入到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后，主要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和化工原料的价格开始迅速上涨，我国国内市场也受到直接的影响，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迅速上升。
　　过多的国际流动性在直接加大输入性通胀压力的同时，还加大了我国及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的泡沫。特别是我国逆向宏观调控政策形成后，国际游资通过各个渠道加大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渗透。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截至2010年9月，我国新增外汇储备2330.82亿美元，而第4季度单季实现新增外汇储备1989.97亿美元，超过前3季度的85%，增速明显上升。在外部流动性加速进入的情况下，我国基础货币投放速度也相应加快，尽管受到加息等从紧信号的影响，但资本市场泡沫累积很快，甚至出现了过度波动的情形，在进一步加大通货膨胀预期的同时，强化了我国经济的脆弱性。

　　复合式通胀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的首要问题

　　复合式通胀是指在形成通货膨胀的因素中，构成成份是综合而多元的，其表现是多种压力因素的共同作用和集成效果。在输入性通胀压力之外，受到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深层次原因和经济政策扭曲的影响，还表现出了货币性、结构性、成本推进性和理性预期型通货膨胀的特征。复合式通胀管理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首要问题，也是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
　　(一)货币性通胀是复合性通胀的基础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侵扰，2008年11月，我国紧急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相搭配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中央银行在两年内向市场注入了17.65万亿的流动性，短期内导致货币供应量过大，形成了过量流动性，诱发了货币性通胀。至2010年末，我国M2的存量已经达到72.58万亿，按照年中汇率核算，接近11万亿美元，为当年度现价GDP规模的182%，为同期美国M2规模88535亿美元的124%。
　　(二)结构性通胀是复合式通货膨胀压力的具体表现
　　我国现阶段的通货膨胀主要表现为重要农产品和关键生产或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从粮食作物的期货价格来看，波动并不大。在食品中，生鲜食品的价格上涨成为推动食品价格总涨幅达到7.2%的主因，但其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在短期内获得纠正，一般不会通过原材料市场向重要的制成品领域传递。因此，我国目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仍属于独立结构层面的问题，尚未到引发全面通胀的程度。
　　居住类价格快速上升是我国当前结构性通胀另一个重要表现。2010年我国居住类价格上涨达到4.5%，为CPI达到3.2%提供了22%的支撑。而在居住类内部，水、电、气、装修等产品占到了整个居住类的95%以上。考虑到国家发改委暂缓了理顺能源、资源价格体系的改革，预计上述价格将在2011年保持基本稳定，尽管会带来一定的扩张性的支出驱动，但总体上尚未形成全面通货膨胀的风险。
　　(三)成本推进性物价上涨是引发全面通胀风险的主要因素
　　第4季度，我国重要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价格持续快速上涨，涨幅达到10%以上，除燃油价格外，基本与国际市场同期价格上涨的时间和幅度保持一致。这说明，我国目前的成本推进性通胀的主要诱发原因来自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也即输入性通胀的延伸影响。
　　随着国内结构性通胀重心的转移，长期未能理顺的资源和能源价格体系的缺陷极易成为下一个结构性通胀的结点，也即，结构性通胀成为引发下一轮成本推进性通货膨胀的重要驱动力量，从而使我国当前的复合式通胀演化为全面通胀。目前，国内游资已经开始进入到价格控制相对宽松的中间产品市场和必需品市场，并开始向上述大宗商品市场转移，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
　　(四)共同理性预期的形成放大通货膨胀效应
　　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不同，社会公众对物价上涨的感知在2010年第1季度成为社会共同的对通货膨胀的理性预期。至第4季度，有73.9%的受访者表示“物价过高，难以接受”，而且持物价持续上涨预期的比例达到61.4%。随着CPI的快速走高，我国对通货膨胀的共同理性预期开始形成。理性预期带来的通货膨胀会在短期内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偏好、投资选择和社会菲利浦斯曲线，从而给宏观调控和人民生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创新财政供给管理，构建宏观调控新框架

　　通货膨胀预期管理成为2011年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11年宏观调控的新框架，即“积极稳健审慎灵活”。
　　(一)当前通货膨胀形势与宏观调控思路
　　根据前文分析，我国目前的物价上涨压力是融合了输入性、货币性、结构性、成本推进性和理性预期型通胀于一体的复合式通胀。下图表现了当前复合式通胀的结构和调控思路。
　　政策调控的总体思路是：(1)控制货币投入规模和速度，使其进入正常发行范围；(2)提高利率，抑制资本品过度投资和消费品领域的过量游资，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归正常轨道，抑制房地产市场过度投资(机)；(3)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坚持财政补贴、贴息、直接投资和结构性减税等供给管理手段，对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攸关民生的战略性产业予以支持，并防止利率的进一步上升而对上述产业带来的阻碍和损害；(4)在坚持完善外汇市场建设的同时，适度提高人民币汇率，以减缓输入性通胀对国内经济的冲击；(5)在维护总需求稳定的同时调整总供给曲线，使经济保持适度快速增长，价格水平总体下降，通货膨胀预期管理取得突破。
　　(二)构建“审慎灵活”的稳健货币政策体系
　　稳健货币政策的核心是进一步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和外汇流动的变化情况，综合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价格和数量工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适度。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坚持“区别对待、有扶有控”的原则，加强信贷政策指导，着力引导和促进信贷结构优化。继续优化中小企业金融生态，多方面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全面改进和完善对“三农”的金融服务。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推动房地产金融健康发展。
　　(三)推进供给管理，完善积极财政政策体系
　　供给管理是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达到宏观经济目标，其中包括对劳动力、工资、价格、产量增长等的管理与调节。当前，财政应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深化财税制度改革，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节能环保以及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具体政策措施包括：
　　1.优化财政投资结构，促进扩大消费需求
　　促进扩大消费需求，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多渠道促进增加农民收入，继续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公共卫生和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政策，完善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政策等。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优先安排续建、投产和收尾项目，严格控制新上项目。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继续对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实施所得税优惠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实施有利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增加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等。发挥财税政策稳定物价的作用，大力支持粮油、蔬菜、棉花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生产，稳定化肥、煤炭、成品油等供应，做好必需商品进口以及储备物资投放等，促进市场供求平衡和物价基本稳定等。
　　2.着力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生产积极性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大力支持中小河流治理、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山洪地质灾害防治，推进农业综合开发，支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农业技术推广和科技成果转化，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等。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对种粮农民的各项补贴规模，稳步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增加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等。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和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加快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全面推开农村义务教育债务清理化解工作，健全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等。
　　3.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开发，推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及科研机构、大学科研能力建设，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积极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等。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进一步加大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实施力度，完善节能环保产品政府采购政策，促进发展新能源、生物质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继续推广并完善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支持重点领域低碳技术研究推广和低碳经济发展等。认真落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增加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提高财力薄弱地区落实各项民生政策的保障能力等。推进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支持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能源、资源、农产品等基础产品价格机制改革。
　　4.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劳动者素质提高，培育人力资本优势
　　要重视我国要素禀赋的变化，提升对“刘易斯拐点”的判别、预警和应对的能力。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支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逐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增加财政补助规模。促进优先发展教育，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巩固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落实好中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学费政策等。支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率，加大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财政补助力度，支持在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等。加强社会保障和就业工作，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稳步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等。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积极发展公共租赁住房，规范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和管理等。此外，还要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做好抗灾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　(作者简介：闫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导  　张鹏财政部科研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