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吴晓凌 摄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它使30多年前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迅速成长为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时，认为邓小平做的最伟大的事情之一，就是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周其仁还说，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阶层构成中唯一的变化，是前面没有企业家这样一个群体，后面出现了这样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一经出现，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的创造者，成为中国建设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的主角。
　　姑且回避到底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这样的争论；至少，应该没有人会否认，企业家是我们这个社会学习能力最强、进步最快、最活跃、最有成就感的群体之一，是今天这个时代创造价值最大、承担责任最多的群体之一，更是中国3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市场持续繁荣、硬实力奇迹般跃升的核心支撑力量。
　　但是，站在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之下，企业和企业家还远未达到和社会完全水乳交融的程度，2010年爆发的一系列企业和消费者、中小股东、媒体等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不得不让人深刻反思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到底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伦理意识缺失　中国企业家最脆弱的环节

　　总体说来，当前的中国企业家依然普遍缺少一种对利益相关者的充分重视，更缺少必要的尊重。我们很少会意识到真正决定一个企业成败的关键是企业伦理，或者说是企业伦理带来的结果。

　　回望刚刚过去的2010年，遍地的“冲突”让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备受争议，也让本来就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商场更增添了几分硝烟的味道，360和腾讯之争，反映了中国企业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国美“陈黄之争”放大了企业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冲突；奶粉和牛奶系列事件代表了企业在追求利润与质量之间的冲突；富士康员工“连环跳”恶化了企业与员工的关系，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冲突；巴菲特、比尔·盖茨两个美国的富豪赴中国“劝捐”，又体现了企业富豪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冲突……
　　“上述的这些‘冲突’，归根结底都反映了企业伦理的缺失。”赛迪顾问副总裁秦海林博士认为，这恰恰是许多中国企业真正脆弱的地方。
　　对企业伦理的关注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简单来说就是指企业应该如何处理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由于企业的存在具有社会性，因而它必须考虑到对利益相关方的责任，诸如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等等，其活动的开展应当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幸福。企业必须认识到，它是通过各项经营活动，表现出为人类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而存在的。“在西方，企业伦理的高度往往决定着企业经营的成败，不同的企业伦理意识，决定了企业的市场表现，决定了企业的效益，进而决定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秦海林说。
　　不过，就中国来说，“重利轻义”似乎是人们贴给商人的主要标签，中国民间也一直存在着“无商不奸”和“无奸不商”的说法。
　　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我国用30余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企业300年成长的道路；但是，如此快速的发展，也必然会给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们带来一系列成长的烦恼——企业伦理建设便是其中的一个。
　　旧有的商业文明体系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倒塌了，但新的价值观念还远未建立和成熟，这导致在现实中，矿难、污染、暴利、寻租、苏丹红、三聚氰胺……屡见不鲜。
　　2010年，矿难事件仍在中国接连不断的发生，据中国煤炭资源网统计，自2010年1月5日至2010年12月7日，中国发生重大矿难事故23起，死亡522人。
　　2010年，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在几个月之后以行政处罚作了尾声，但对于附近水域的严重污染，给水产养殖户带来的损失，却始终没有给出合理的赔偿方案；而在大连湾漏油事件里，中石油一句“次要责任”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没有给当地受灾渔民任何赔偿，更不用说担负生态破坏的责任。
　　此外，还有诸如“毒奶粉”、“假疫苗”、“楼躺倒”等等事件，无不灼痛了我们的双眼，震撼了我们的心灵。如果企业所创造的财富是以工人的生命、以环境的破坏、以漠视其他群体利益为代价取得的，那么企业又与刽子手有什么区别呢？
　　有的人认为，之所以目前许多企业抱定“经商就是拼命赚钱”的思维模式，将企业的赢利目的与企业伦理的要求隔绝开来，主要是因为塑造企业伦理、承担社会责任会使其有限的资源处于更加分散利用的状态，从而削弱企业的经济绩效。
　　“这种看法无疑是荒谬的，”秦海林认为，企业具有的诚实、公平、责任感等道德品质对于建立良好的声誉是至关重要的，而良好的声誉可以帮助企业吸引商机，吸引预期客户，吸引雇员与投资者，从而在不断增长的潜在收入与市场份额、更广泛地获取人才与思想以及降低招聘、营销、融资的成本中获得经济回报。
　　西方学术界大量的研究也表明，恰当的社会责任行动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强化企业的经济绩效。某研究机构曾对美国企业雇员和32个国家企业的雇员进行调查后发现，企业伦理价值观与雇员的忠诚也是有联系的。
　　“在现代西方社会，企业一旦涉及经济或社会丑闻，即使不跌出市场经济的舞台，也会在市场中失去强劲的竞争实力，安然、世通等公司的结局就是最好的例证。”秦海林认为，基于这一认识，对企业的各种经营行为提出伦理方面的要求，不仅不是多余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
　　因为与360的纷争，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2010年饱受舆论重压。“他(马化腾)生平头一次就这种事情内部全员发邮件进行反思，征求多方意见和建议，这才有了后来的转型打算。”负责网游运营的一位腾讯中层告诉记者。
　　在2010年12月举行的第九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马化腾宣布在进行深刻反思后，腾讯将从即日起步入为期半年战略转型筹备期，转型原则是开放和分享，转型办法就是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包括意见领袖，包括很多人的建议忠告和批评。
　　同样深刻自我批评和准备转型的还有万科的董事长王石，2010年王石领导下的万科，刚刚成为“调控年”下第一家年销售额达到千亿级的房企。万科公告披露，截至2010年12月1日，万科已累计实现销售面积830.7万平方米，销售金额1000.6亿元。
　　面对这样的成绩，王石却对企业提出了严肃的批判，“虽然经过了20年万科的建筑从规划、品牌、影响力、设计理念上都有所提高，但我们在设计诉求上大大地退步了，从以消费者为导向变为以利润规模为导向。我相信，如果不回归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设计诉求，当万科达到销售额3000亿元以后，就是万科房子被消费者抛弃的时刻，万科在葬送自己。”而对于转型，王石谈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追求利润转变为追求技术科研为导向，一方面是从简单的建房卖房向市场服务上转。“消费者导向永远是第一位的。”王石说。
　　对于追求利润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表示首先要端正心态，“是为了赚钱顺便做好事，还是希望为做好事同时赚钱，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所以，我坚定不移地认为，以商业的心态去做事已经不行，必须是以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才能成功。”马云说。

　　中国式慈善大讨论　慈善不仅仅是捐款

　　如果有朝一日承担社会慈善义务像打高尔夫那样成为企业家及整个精英人群的时尚，企业家群体的成熟度和社会的和谐度必将有明显提高。

　　慈善，应该是2010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之一，这不仅因为两位重量级的美国富豪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来劝捐，更因为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和爱国者电子科技公司总裁冯军相继高调表态的裸捐。
　　不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句美国钢铁大王、慈善家卡耐基临终前告诉世人的体悟，对大部分依旧坚持“财不露白”的中国企业家来说，无疑仍是一种无法被接受的观念——根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2005年的一份统计，在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的1000万家企业中，99%的企业从未有过慈善捐助记录。
　　也许正因为如此，陈光标们的行为在赢得尊重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孜孜不倦地试图挖掘他的“原罪”，质疑他的动机，嘲笑他的做秀。但是，多年来累计15亿真金白银捐款的投入，社会是不是该首先真诚地为他喝一声彩，相信他是从心底深处认识到“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不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社会”的道理了呢？
　　其实，抛开一切个人因素和口水战，陈光标不过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而已。他也有权利选择。富豪家产融入社会，大致有两条路走，一是发展家族企业，末了或被子孙败了，或股权稀释变成公众公司；另一就是捐款做慈善，从开始就主动奔向公众。从1978年到现在，我国的第一批企业家大多已到了退休的年龄，到了考虑处置自己财产的时候了。陈光标能做到提前尝试散财，这也是一种幸福。
　　当然，并非一定要公开捐款才能给民营企业贴上“社会公民”和“慈善”的标签，回馈社会有着多种方式，钱财并不是是唯一的标准。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卡罗尔曾以一个金字塔来描述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塔基是企业的经济责任，即企业通过正常经营来创造财富。其次是法律责任，再次是伦理责任，塔尖才是慈善责任，即企业可以将一部分财富自由地投入到社会某一领域之中。
　　按照这样的顺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还是应该从点滴做起，量力而行，尤其是针对仍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小企业来说，最重要的社会责任还是经营管理好自己的企业，在遵守法律、伦理经营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为社会创造财富。
　　“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现象是：企业老板开着奔驰宝马到处参加慈善捐款活动，员工们却在简陋甚至危险的环境中加班加点地干活，甚至还拿不到工资。”秦海林认为，目前我国还有不少企业存在着劳动合同不规范、工作环境恶劣、超负荷工作、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污染环境和资源浪费等问题。若这些位于塔基的事情都还没有解决好，何以奢谈高层次的社会责任问题？
　　“陈光标裸捐是一个壮举，我们应该向他致敬，但它更像是一种精神引导，它不应该成为每一个民营企业的行为准则。”浙江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郑宇民说。
　　而在新晋中国首富宗庆后和商界风云人物马云看来，一个企业最大的慈善和社会责任就是倾尽全力发展企业，成为像微软这样伟大的企业，从而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上缴更多的税收、提供更优质的产品或者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够给人民带来更有尊严的生活。“我的企业有十几万员工，我把这十几万员工安排好，让他们无忧无虑已是最大的慈善。”这是宗庆后掷地有声地表白。

　　铁肩担道义　中国企业家的成人礼

　　从SARS到伊拉克战争，从印度洋海啸再到国内的汶川大地震，企业家们除了日常努力做好自己的企业外，开始有意识地抓住机会奉献爱心、群体行动，一次次展示他们集体人格的力量。

　　虽然步调并不一致，但总体来说，中国的企业家们正努力经历着从一个纯粹的“经济人”逐渐向有责任感的“社会人”转变。孔子早就说过，利之本在于德与义。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在积累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思考着义利兼顾、扶危济困、反哺社会的意义，这一切改变可以从近年来风靡的各种各样的“企业公民排行榜”、“最受尊敬的企业排行榜”、“中国最佳雇主排行榜”中得到体现，而诸如海尔、华为、联想、美的等企业，当属翘楚中的翘楚。不难设想，人们因为推崇张瑞敏、柳传志的人格魅力，所以会更加喜爱海尔、联想的企业品牌和产品，而这种宣传效果是花再多的金钱也买不来的。
　　《阿拉善宣言》里说：“为什么我们企业家要从五湖四海来到阿拉善沙漠，为什么要成立一个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并筹建SEE生态基金会参与中国治沙尘暴的事业。因为我们心中有希望和梦想，我们希望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发达，我们希望人民越来越富裕，我们希望人与人之间更加友善、和谐，我们希望中华大地山清水秀一片生机勃勃，我们希望世界人民共同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地球村上。我们梦想着一个人人有机会实现自己心愿的大同世界，我们愿意尽自己所能，努力将这样的希望、梦想一步步转化为现实的存在……”
　　中国的现代化将持续面临环境的压力，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压力要求企业家自觉的将企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共同纳入，我们要寻求经济增长和环境增长的统一，要求我们探索中国的经济道路。新的时代、新的问题、新的价值观，要求我们不断的超越自我身上的不足和局限；要求我们培育新的价值观、新的理想和新的人格，新的行为风范。我们愿意以自己的热情和实践开拓这样的探索，我们希望中国更多的企业家参与到这样的探索和实践中来。
　　人生苦短，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留给后人，作为现代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我们的一生所思所为，无论是好是坏、是美是丑永远地留在历史的遗迹中。
　　苍天在上，此心可表，此情可证，我们将自己呈现给世界，让历史来检验我们。”
　　2004年6月5日，近百位为北京乃至整个东亚的沙尘暴忧心忡忡的中国企业家，来到了内蒙古阿拉善腾格里沙漠，就在沙漠腹地的月亮湖边，他们以集体的方式宣布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正式成立，并共同发表了上述宣言。
　　这并不是一群富豪一时的心血来潮，六年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取得了一系列了不起的成就：SEE不仅在乌兰布和地区200亩梭梭林保护、有效防范沙尘暴项目上取得了成效，成为中国最专业的治沙NGO机构，而且在扶植中国民间NGO建设方面成效卓著，阿拉善SEE协会被很多NGO认为是制度建设的样板；在2008年还取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咨商资格”，有权参加联合国环境方面会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赞扬。
　　2009年9月，在新浪网等几十家媒体联合发布的共和国地标评选中，阿拉善生态协会被选为2004年共和国地标。因为它代表着“中国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努力承担社会责任的尝试”。
　　联合运通投资董事长张树新在一次采访中，表达了这样的思考，“我们对整个社会新思潮的引领，能否变成一种社会责任和使命？希望再过20年，我们这些人不只是因为有财富才被人怀念，而是因为我们的精神风貌和对社会的影响力。”
　　谈到自己几年来参与阿拉善生态协会的感受，张树新说，“把公共精神，真的转化为公共组织，然后形成公共能力，最后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起到该起的作用，我觉得我们就没白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