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中国将进入发展新阶段。在宏观态势上，如何认识新时期国际国内新变化和发展的新要求？在方针路线上，如何体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构想？在发展对策上，面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已经出现或未来可能出现的众多问题和困难该如何化解？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探讨和回答。
在近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指导，中国经济时报社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韩俊、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就未来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结构调整、城市化、产业升级、空间布局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卢中原：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十分紧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认为，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缺陷暴露出来，十七届五中全会鲜明地提出了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五个坚持”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五条脉络。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四个结构性缺陷
在分析中国经济转型的原因时，卢中原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缺陷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失衡。在2008年之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是经济过热，资产泡沫膨胀，它的背后就是长期积累的粗放的增长和结构性矛盾，当时国家采取的政策是防止经济过热。
在危机冲击下，外需骤降，内需回调，这两者的叠加作用使中国经济增长一下跌到6%，同时暴露出产能过剩等问题。国家政策随着形势逐渐变化，由“两防”到“一保一防”，再到“一保”。
为了应对危机，就要扩内需、调结构，但调结构容易被忽视，扩内需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原来环评不能上马的项目又重新申请审批，而确实有一大批高能耗、高排放的项目上去了。
第二，内需结构失衡。投资消费两大内需中，投资占的比重太大，消费占的比重逐步下降。经济增长、投资增长大大快于消费增长速度。2008年、2009年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内需、保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消费增长缓慢，2009年高达9.1%的增长速度当中，投资贡献了8个点，消费贡献4.6个点，净出口的贡献-3.7%。“十二五”期间，结构调整，投资消费关系的调整困难更大。
第三，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这也是中国的消费增长慢于投资的深层次根源。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再分配当中所占的比重低于政府和企业的比重，工资收入增长低于企业利润增长，这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结构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衡。要解决这个问题，“十二五”期间应当有一些措施，比如工资增长要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居民收入增长要与经济增长同步，这两个同步就是一种政策导向。
第四，出口增长太粗放。附加值低，结构不合理，国际分工地位低下，能耗高,排放大，这是我国出口增长粗放的集中表现，导致国际危机冲击一来，大量的低端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由于出口的增长方式过于粗放，导致在国际上产生一种误解，认为中国过于依赖出口。据测算，我国1元加工贸易增加值拉动国内GDP仅为0.3元，而拉动国外GDP高达0.7元，加工贸易的大部分增加值是在国外实现的，但是按照通常的算法，全部加工贸易的出口贡献都算到我国，这样一种出口结构导致对中国出口贡献的严重高估。
“五个坚持”抓住经济转型主线
卢中原认为，“十二五”期间，世界经济复苏比较困难，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严重拖累整体世界经济，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外需总体环境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再出现2005年到2007年这几年较高的外需贡献。这就逼着我们要重新审视我们的外需环境，加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了“五个坚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卢中原认为，这五点坚持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五条脉络，抓住了中国下一步推动经济转型的主线。
其一，调整经济结构首先要调整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合理需要符合五条标准。一是，符合专业化和市场化规律；二是，符合本地区或者本国的资源要素禀赋优势以及比较优势；三是，要适应本地区、本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变化；四是，应当具有国际竞争力；五是，应当具有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功效。
其二，我们要抓住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孕育出来的以绿色、智能、可持续为特征，以新能源、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其三，建议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个非常有高度和深度的新概括。以往谈增长方式转变，通常都不落到改善和保障民生上来。特别是讲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时候与改善民生的联系比较少。
“发展方式转型到位不到位，成效大还是小，根本上要看我们的成果分配是否更公平、公正，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是否得到更多实惠，这才突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卢中原说。
“两个衔接”保证政策灵活性
在卢中原看来，制定未来五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是党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所强调的，即“十二五”期间制定主要目标、主要任务、重大举措要考虑“两个衔接”。
第一个衔接，就是要与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重大战略部署相衔接。也就是说今后如果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例如美国推行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时，中国经济会遇到新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应当有充分的准备。
第二个衔接，要与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相衔接。这表示“十二五”不仅要考虑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同时也要考虑怎样为“十三五”时期的发展打好基础，为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主要战略目标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十二五”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适时调整的，因此“十二五”建议当中提出来要坚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这是为了继续应对危机冲击。同时，短期政策要和中长期政策结合起来，要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就是要根据形势的变化，相机抉择，及时调整宏观调控的取向、节奏、力度、时机。
韩俊：城乡一体化不能只盯着农民土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在论坛上表示，农村改革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不断强化农民的土地权利，如果户籍改革要农民以放弃土地权利为代价来换取城市户口，可能会对农民的长远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如果违背农民的意愿，注定要失败。古今中外，农民的问题都离不开土地，农民与土地是唇齿相依的，只有土地定权，农民才能够定性，社会才能够安定。
农民工市民化是大势所趋
韩俊表示，近几年来，我国农民工群体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舞台，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主力。最近，通过对全国6000多位农民工的调查发现，每年都有20%四五十岁以上的老一代农民工要回到农村去，而新的农村劳动力不断走出来到城市去。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农民工总数的70%，其中70%以上人没有任何从事农业劳动的经历。这些人成长在城市，他们不想回农村，但是在城市又难安家。
韩俊认为，农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转换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而且，“十二五”期间，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会加快，原因有四点。
第一，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如果不彻底转移农村人口，增加市民，就不能够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发展创造一个基本的条件。
第二，如果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城镇化不可能健康发展。现在中国统计的城镇常住人口当中每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外来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工群体。这些人在城市没有归属感。但是在统计城镇人口的时候，却把他们统计为城镇的常住人口，这说明现在的城镇化还不彻底。
第三，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今后，农村作为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蓄水池时代即将结束。城市的产业升级没有稳定的劳动大军是缺乏坚实支撑的。
第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外来人口，如此庞大的群体如果不能够真正融入城市，甚至仍然受到歧视，享受不到同等的权利，社会一定会积累很多矛盾。
韩俊表示，农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转变，不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现实基础都已经具备。现在外出的农民工在1.5亿人左右，举家外出的占25%左右。调研发现，这些外出农民工把孩子带在身边占到一半，他们渴望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
城镇化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必须把解决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的民生问题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
“城市的管理者们应该抱有这样一种理念，城市不仅是有户籍人口的城市，也是全部常住人口的城市。对农民工应该有开放和包容的胸襟，对农民工由排斥到接纳，由管制转向服务，要逐渐改变他们这种边缘人的社会地位。”韩俊说。
地权稳定社会才能够安定
韩俊指出，给农民工城市户口，不能与放弃农村的土地权利挂钩，因为土地不是国家无偿给农民的一种福利，是农民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一份财产，是农民的不可剥夺的物权。如果身份权，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的获得是以放弃财产权为代价，这才是更大的不公平。
韩俊认为，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如果违背农民的意愿，注定要失败，各个地方在搞户籍制度改革的时候，如果眼睛只盯在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上，肯定走不通，农民不会答应。
“农村改革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不断强化农民的土地权利，如果户籍改革要农民以放弃土地权
利为代价换取一个户口，可能会对农民的长远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韩俊说。
现在各地建设用地指标减少，城市拆迁的成本增加，城市化缺地现象也比较普遍，据此有人提出可以用“拆圈上楼”的方法来解决城市缺地和缺钱的问题。
对此韩俊认为，在城市规划区以内这样做或许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把农民统统赶到楼上去，而最终目的只是为了获得农民土地的话肯定要出大问题。城市建设缺钱，不能靠开发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来筹措，这是涉及农民利益的根本性问题。
最后，韩俊表示，城乡统筹“三农”问题的核心还是土地问题，焦点、难点、重点、分歧点也在土地问题上。土地问题背后就是个利益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因为保护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影响了城市化发展进程。古今中外，农民的问题都离不开土地，可以说农民与土地是唇齿相依，只有土地定权，农民才能够定性，只有让每个农民拿到有效力的土地证书，农民心里才踏实，只有地证稳定，社会才能够安定。
王一鸣：区域经济发展转向质量和效益优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认为，“十二五”期间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各地要认识到在我们潜在增长水平已经在下降的情况下，如何更加理性地处理好速度、质量、效益的关系，把重点转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主。
“十一五”中西部发展速度快于东部
王一鸣首先介绍了区域协调发展的五个基本内涵。区域间发展的差距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各区域的比较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综合竞争力能够得到有效提升；区域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能够相协调。
关于“十一五”区域发展的基本态势。王一鸣认为，差异性非常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基本态势。“十一五”期间各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渐趋缓，从2008年开始，东部的经济份额在缩减，其他地区相对有所提高。中西部、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都超过了东部，2010年前三季度依然呈现这样一个格局。
第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度提高。要素的流动向回报率高的地区流动，如果不是受政府的干预，相对来说空间的集聚度是提高的，这种集聚首先表现为向大都市圈的集聚。据统计，如果全国十个主要的城市群占全国GDP的份额是提高的，城市群里面最主要的还是沿海三个城市群。
第三，区际的分工还在不断强化，总的表现为沿海和中西部的产业差异性在扩大。内地越来越趋向于能源和资源的产业，也包括一些农产品加工业。
第四，“十一五”期间，中央政府强化了对特殊困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型城市和生态功能区等的倾斜力度。
第五，与周边的次区域合作正在全方位展开，包括与俄罗斯、中亚的油气合作，与东南亚的泛亚铁路的建设，这种次区域合作正在进入新的阶段。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还会进一步强化。
“十二五”区域经济发展大有可为
王一鸣认为，“十二五“期间区域协调发展面临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第一，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巨大。中央的建议，“十二五”规划都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到很重要的位置。
第二，区域的无序开发问题仍然存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依然很大，有些地区不具备开发条件的，却依然在发展加工业、重化工业、高耗水工业。
第三，一些落后地区依然面临诸多的困难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包括一些老少边穷地区，一些资源枯竭型地区。
第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理顺，包括财税机制改革，适当扩大省级的税政权，增强县级政府的财力保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等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
王一鸣表示，“十二五”期间，虽然区域发展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不过同时也孕育着很多新的机遇。
首先，内需市场在加速扩展，对中国的区域格局发展有重要影响。原来我国主要依靠拓展国际市场，沿海地区在这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内需市场加速扩展的情况下，区域格局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其次，城镇化加快对中国发展也会形成新的推动力。我国城镇化率还达不到全球的平均水平，更何况还有相当部分没有完全城市化的人口也包括在里面，比如在城市居住半年就可以计入城市人口，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完全城市化，这个份额在46.6%里大概要占12%。根据国际规律来看，我们没有达到基本的趋势线。这对区域发展格局会有很大影响。
其三，高速铁路港的快速建设，也对区域发展形成很大影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已经超过7000公里，未来五年要基本形成快速铁路网，这对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会形成很大的影响。
四是，内陆地区开发开放速度在加快。从最近这几年看，内陆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率明显比沿海快，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增速也在加快。
五是，比较优势的区域转移。中国这种差异性带来的特有的东西，最近有很多很好的案例，比如惠普把它的结算中心从新加坡迁移到了重庆，重庆成了惠普最大的全球生产基地了。因为有航空物流，不是海运，内陆有很多空港城市去欧洲，可能比沿海去欧洲还要近，只要投资环境具备，配套条件具备，人力资本能够跟上，同样可以发展起来。这种比较优势的区域转移，把中国的增长周期拉长。
王一鸣认为，“十二五”期间，区域协调发展还面临一些其它挑战，主要是体制机制的障碍。
隆国强：新阶段对外战略要向两个服务转变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未来的中国开放战略要从原来的出口创汇向两个服务转变，第一个就是利用外部的市场、外部的资源来服务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二个就是要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做出如上表述。
前三十年开放战略核心是出口创汇
隆国强表示，开放战略是服务于一个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推进工业化快速进展，首先要消除两个缺口，资金缺口和外汇缺口，即所谓的“双缺口”。
“所以，前三十年，我国的开放战略承担的一个最重要任务，就是解决外汇缺口问题。”隆国强接着说，回顾历史，过去不管是利用外资，还是扩大出口，开放领域的核心目标就是出口创汇。在加入世贸之前，利用外资也具有很强的选择性，我们非常欢迎出口导向的外资，严格限制内销的外资，整个开放领域，所有的举措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出口创汇这个目标来展开的。
“过去的开放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外贸总额排名已从1978年的世界第32位上升为第二大进口国，第一大出口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中国从一个严重依赖出口初级产品，制造业严重缺乏竞争力的经济体，变成了所谓的“世界工厂”，一部分制造业有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成功地消除了制约中国工业化的外汇缺口。”隆国强说。
中国的开放潜力尚未完全爆发
隆国强认为，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新的发展战略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未来中国的开放战略要从原来的出口创汇转向两个服务转变，第一个就是利用外部的市场、外部的资源来服务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二个就是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发展。
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首先就是要善于和勇于抓住外部的战略机遇。在新的形势下中国还面临什么样的机遇？
对此，隆国强表示，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或者区域性的危机，都是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环顾全球，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受益的，能抓住机会的国家是中国。调研发现，无论是“引进来”，包括通过引进高端的人才和高端的产业活动来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还是“走出去”，包括到海外获取战略资源、研发能力、先进技术，以及国外的品牌渠道，都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机遇。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抓住这难得的战略机遇呢？隆国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现在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开放。
他表示，在2009年底和2010年初的时候，国研中心的学者们选择了占全球经济贸易投资总量超过95%的128个可以获取数据的经济体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中国在“最不开放排名”中位列第五。这个数据表明，我们其实还不开放，我们开放的潜力还非常之大。
隆国强说，“对于下一轮开放的战略重点，我认为应在跨境方面有所转变。过去我们是“引进来”为主，而且“引进来”的外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未来我们需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隆国强表示，我们通过“走出去”到国外投资来获取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技术、品牌、渠道等。实际上，在过去五年里，中国对外投资发展迅速，五年前每年只有几十亿美元的投资，现在一年有500多亿美元的投资，即便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全球的跨境投资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非金融类投资还是保持了稳定的正增长，未来可能还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对外投资不仅在经济层面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还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方面也具有战略意义。
过去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吸引更多的制造业企业进来，未来需要制造业开放和服务业开放并重，特别是要加大服务领域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