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公布了本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的排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紧跟美国总统奥巴马位居第四，压过排名第五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周小川入选理由是“掌握着世界经济的命脉，对世界经济的稳定非常重要”。
　　曾有金融界人士戏言，掌握着2.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周小川在国外更“呼风唤雨”，他的一举一动时时刻刻都影响着国际市场的变动。

记者 李涛 摄

　　周小川的一言一行也在国内市场激起层层涟漪。一直强调逆周期调控的他，在2010年中，他执掌的央行率先拉起了紧缩的序幕。在2010年初信贷“失速”之时，周小川果断地上调了准备金率，并持续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收流动性。虽然，在2010年中一度因为欧债危机而放缓了紧缩的脚步，但央行在2010年3季度趋势明朗后又重启收缩，全年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加息，无不显示出其恢复“稳健”的决心。
　　周小川还是个坚定的改革者，从国有银行改革开始，外汇体制改革以及最近经常提起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都是他力主开辟的“战场”。最近，央行又多次吹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预想，在2011年，改革将是周小川的主基调。

　　货币政策加速回归稳健

　　2010年的中国经济，稳固回升，势头平稳。但随着美国的两次定量宽松，以及国内信贷的超高增长，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压力越来越大，通货膨胀也不期而至。2010年11月，高达5.1%的CPI涨幅超出了大多数机构的预料。与此同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黄金价格也节节攀升，接近和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高点，这些都可能成为推高新一轮通胀的动力。
　　作为央行行长，稳定价格是周小川的天然使命，他自然成为了中国抗通胀的旗手。央行两次加息、六次调整准备金率，让市场充分感受到了其防通胀的决心。但回顾2010年年中之时，欧债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周小川“收”与“不收”选择两难。
　　2010年的货币政策调整一波三折。进入2010年1月，商业银行突击放出大量信贷，新年第一周新增贷款高达6000亿元。为了遏制这种贷款冲刺，央行随即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次调整超出市场预期，外界认为这显示了央行流动性管理的决心。但是，这种颇具前瞻的货币收缩阻力颇大，由于2009年4万亿元投资计划涉及到大量国有项目和商业贷款，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道路困难重重。
　　在2010年底接受央视采访时，周小川亦直言，“我觉得多数央行的政策工具，都存在两难。因为这个经济体首先就有不同的利益主体，你想使手里少数几项货币政策的工具，满足所有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是很困难的。拿汇率来理解，汇率升高的时候，出口者可能抱怨，进口者说这个可能有好处，他的东西可以卖便宜点，市场打大一点。”
　　“除了利益群体以外，还有整个对整体经济，比如说可能对增长好，对物价不一定太好，这种大板块上需要权衡。再有就是时间跨度上，有些政策短期看好，但是对中长期不见得有利。而另外有一些中长期有利，短期可能还要忍受一点代价，所以这些都表明了这种权衡或两难的关系。因此，所谓宏观的决策，就是站在更全局的立场，更总量的立场，把近期和中长期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作出权衡。”周小川说。
　　不过，周小川还是在两难之中作出了选择。在第三季度经济数据公布之时，央行扣动加息扳机，决定自2010年10月20日起一年期存贷款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但是由于2010年加息时机的一拖再拖，各方纷纷把高通胀的主要原因归咎于货币超发。
　　在争议中，央行开始加大收缩力度。2010年11月2日，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指出“引导货币条件继续回归常态水平”，随后存款准备金率再次上调0.5%。
　　直至2010年12月，中央定调——2011年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正式退出舞台。
　　对于2010年的政策力度和节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认为，今年一季度可能启动密集紧缩政策，以缓解物价压力。这些紧缩政策可能包括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及汇率。
　　野村证券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预测报告》预计，2011年CPI将达到4.5%，2012年为5%；2011年中国将进行4次对称加息，1年期存贷款利率每次上调25基点；2011年存款准备金率5次上调，每次上调50个基点。野村证券亚洲区经济研究部中国经济学家孙驰预计，在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会进行一次加息和两次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

　　利率市场化重起步

　　在货币政策重回稳健的同时，央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将提速。央行1月4日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若干思考》的周小川讲话稿。周小川称，要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启动较早，过去10年来，我国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从未间断：在外币存贷款利率方面，逐步放开了国内外币存贷款利率；在人民币存贷款方面，放开了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扩大了银行的贷款定价权和存款定价权；在企业债、金融债、商业票据方面以及货币市场交易中则全部实行市场定价，对价格不再设任何限制；近年扩大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浮动范围。然而，利率市场化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存款利率市场化一直未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在近段时期陷入了停滞。
　　不过，周小川的这一表态被视为利率市场化加速的信号。不得不让人猜测，今年利率市场化改革应有新动作。周小川指出，利率市场化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要选择具有硬约束的金融机构，让它们在竞争性市场中产生定价，直至放开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将利率定价权更多地赋予金融机构。
　　对于未来如何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周小川建议，要选择具有硬约束的金融机构，让它们在竞争性市场中产生定价；要按照宏观审慎管理的要求，确立达标金融企业必须具备的硬约束条件；要考虑逐步放开替代性金融产品的价格。
　　巴曙松认为，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过程应该会是循序渐进的，选择风险控制能力较强、定价水平较高的中小银行是央行选择试点银行的必然选择。他指出，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完全的利率市场化预计仍然需要时间，并取决于对试点情况的观察和评估。同时，利率市场化的推行需要完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完善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市场监管机制，直接融资应当具有相当市场规模，市场化定价的金融工具规模不断扩大。

　　渐进式的人民币汇率改革

　　在周小川的数项改革中，不得不提的还有汇率改革。周小川日前在接受央行主管的《中国金融》杂志采访时表示，近年来，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兑换程度不断扩大。下一阶段，将进一步深化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加强跨境资本流出入的统计监测分析，在有效防范跨境资金异常流动风险的前提下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就具体的改革进程而言，周小川认为，一是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着力点将放在目前部分可兑换或不可兑换的项目上，主要措施包括：以直接投资便利化为出发点，率先实现直接投资基本可兑换；以便利跨境融资为重点，加快改革对外债权债务外汇管理；以扩大个人用汇自主权为着力点，进一步放松个人其他资本项目跨境交易；以资本市场开放为重点，进一步提高证券投资可兑换程度。二是在继续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中，对现有的资本项目法规进行整合，逐步构建简明清晰的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法规体系。三是强化跨境资金流动的统计监测和预警，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自周小川上任伊始，伴随着他的就是人民币汇率之争。2003年，周任央行行长不久，全球掀起一股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风潮。2003年9月初，美国财长斯诺访华，公开要求人民币升值，一时间，国际上形成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强大舆论氛围。此时，周小川表示，将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同时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
　　2005年7月，央行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盯住美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央行又恢复了实际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
　　随着国内经济的好转以及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2010年6月，央行宣布重启汇率改革。这一系列的政策变动刚好和国内经济相契合。
　　在谈到人民币汇率问题时，周小川曾将中国汇率问题的研究比喻做有“中医”和“西医”之分。西医治病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所以认为某一味药有效，而且服后很快见效。中医则是开一副药，可能一副药里有10味药，是一个稍微慢的疗法。中药通常是一副药里要有好几味药，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时配合起来达到总的疗效。就缓解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特别是贸易不平衡来说，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内需和发展服务业。这些举措都类似中药，是好几味药，汇率也是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味药。
　　采用中医的比喻有三层含义：一是不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而是选择渐进疗法；二是不指望一个单项措施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三是在反馈的基础上进行动态调整和允许试错。“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增强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国际经贸环境，”周小川指出。
　　周小川将中国正进行的汇率改革比作是“摸着石头过河”，要不时看一看前一步的情况和市场的反馈，看是否真正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他表示，要丰富调控手段，继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高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增进与市场和公众的沟通，合理引导预期，确保货币政策及时有效传导。

　　改革先锋的成长之路

　　周小川作为央行行长的身份广为人知，但是少有人知道他是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位具有博士头衔的行长，至于他的身世与业余情趣更是鲜为人知。
　　接触周小川的人都觉得他非常具有亲和力，温文尔雅。周小川爱好广泛，不但爱好西方歌剧，善打网球，而且是身居高位并在西方学术期刊上多次发表过论文的一位中国高官。
　　周小川是清华经管学院系统工程专业最早的博士生之一。自1999年起，他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的兼职教授、金融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已在清华大学招收博士研究生10余名。周小川身负国家重任，公务十分繁忙，但他恪守师责，尽其所能对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工作进行指导。　　　　
　　最能说明周小川经济学家本色的是，周小川所著《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获1994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著作奖”，论文《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分获1994年、1997年度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奖“孙冶方奖”。
　　周小川之所以从事金融工作，一定程度上受父母影响，“我的父母长期都在工业部门从事经济工作，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193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抗日战争爆发后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一机部机械研究院院长。后从事调查研究和参谋顾问工作，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涉足金融界，周小川先后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普通百姓认识周小川，更多的是他在证监会主席的任上。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国证监会主席也处于舆论的焦点。证监会主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媒体和市场所关注。周小川2000年任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第四任主席，任命宣布当日，沪深股市大幅高开，欢迎这位新锐的改革派官员。
　　2001年在全球最大商业杂志《商业周刊》的“亚洲之星”评选中，周小川入选“决策者之星”。评选委员会认为，在周小川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
　　2002年12月，周小川被任命为央行行长，再次被推到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前沿。此时对国内经济领域而言，金融改革仍是最急迫的问题。周小川的上任，使得央行行长一个原本远离“公众”的角色一次次成为“公众人物”。2008年3月，周小川再次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人们期待着他能够自如地驾驭中国的货币政策。
　　不过，在最近的这几年，周小川在舆论是是非非的争议中一路走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国内经济过山车式的剧烈起伏，都让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2008年9月14日，雷曼兄弟破产，第二天，中国央行降息，正在进行的宏观调控紧急着陆。2010年下半年，在美国及欧洲日本继续实行经济刺激政策的同时，中国央行释放出收紧货币政策的信号，六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加息，无不显示出其魄力和决心。

    语录

    比如打仗，固定汇率就好比是手上的一个盾牌，得拿住坚持不动，否则就会受到影响和冲击。因为你一动摇，就等于给出一个信号，使攻击者发现弱点，有机可乘。浮动汇率对待危机的逻辑就不一样。它相当于一个海绵垫子，你要打进来，可以，但不让你打到我，你撤的时候我再夹你一下，就好像游击战一样。所以，这两种汇率制度的思维方式和防范外部汇率冲击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周小川在“2005年中国银行家论坛上”的发言

　　不能让老百姓手里的钱毛了。
　　——2007年周小川在分组审议十七大报告的发言

　　汇率问题若被政治化是不利于解决。
　　——2010年3月6日，周小川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就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问题答记者提问时称

　　加息是两难选择。
　　——2010年12月，周小川接受央视专访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