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宏观经济将进入平稳、温和的趋势性增长，从目前趋势看，季度的同比和环比增速波幅都会比较温和。一、二、三季度，都会平稳、温和上升，三季度可能是全年同比的增长高点，四季度呈现一个小幅回落。
　　但2011年是十一五和十二五的衔接之年，地方政府往往有很强的冲动推动经济增长。而且，目前的经济增长预测是假定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但实际上美国经济的复苏在2011年可能会较为强劲。此外，2010年底虽然实体经济十分强劲，物价压力明显增大，但是紧缩力度明显偏小。
　　物价的走势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对2011年政策力度的把握、政策节奏的选择。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强调目前市场对可能的通胀压力估计不足，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物价压力、2009年以来货币投放迅速增长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等，因此对2011年的通胀压力仍然保持非常高的预期。
　　与此相反，另一种观点是，2011年的通胀仍然处于大致可控的范围，目前通胀在很大程度体现的是一种可能性的风险，尚未形成全面的高通胀的现实，而且当前的通胀主要集中在农产品、蔬菜和粮食领域，尚未全面扩散，只要及时采取紧缩措施并加大供应就能防止全面通胀。
　　对通胀走势的不同判断致使对政策操作节奏也存在不同判断，即使研究者都赞同明年上半年物价压力大，依然有明年年初启动密集政策操作、以及年中物价高点陆续出现之后才开始密集政策操作两种判断。
　　如果在2010年底和2011年初就启动密集的政策操作，则市场会在年初开始调整；如果在年中以后再进行密集的政策紧缩操作，则上半年向上机会更大。从目前趋势看，在2011年年初就启动密集紧缩政策的可能性较大。
　　因为，2011年宏观政策力度将会参照经济增长的波动趋势、ＣＰＩ水平、海内外低利率金融市场条件以及成熟国家的经济复苏程度等相机抉择，动态调整。
　　首先，2011年4％的ＣＰＩ既定目标意味着2011年一季度的调整压力会非常大，这种压力可能会持续到二季度，原因在于2011年上半年的翘尾因素明显大于下半年，特别是1月和6月份会超过3％，适当增加一个新涨价因素，上半年的部分月份ＣＰＩ就很容易达到5％，甚至会接近6％，在已经明确年度物价目标是4％的条件下，这种明显超过物价目标的物价走势就可能会形成较强的政策调整压力，同时加大蔬菜和粮食的供应。货币政策进行相应紧缩，重点就是抑制通胀预期，防止物价上涨从蔬菜和食品全面扩散到其他商品。
　　其次，基于2011年物价“前高后低”的基本判断，2011年一季度很可能会是政策调整与出台的密集时期。政策出台节奏会呈现一个标准式的动作，我们称之为“三率齐发”：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利率与汇率。不仅如此，对部分投机性较强产品物价的行政管制以及适度的资本管制（特别是在加息和升值时配套使用），也将成为辅助性工具。
　　同时，从2010年底的宏观政策紧缩节奏、与实体经济的强劲复苏以及较强的物价上升压力看，实际紧缩力度是偏松的，这使得市场可能会猜测，宏观紧缩力度会滞后于实体经济的波动以及物价的走势，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上半年的物价高点接连出现之后，开始全面启动严厉的紧缩政策。采取两种不同的政策操作节奏，对资本市场的冲击存在很大差异。
　　再者，如果进一步考虑到政策实施的节奏与政策工具的谨慎选择，低利率水平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整体上外部的低利率水平一直是制约国内政策工具选择的核心因素之一，而且这种因素短期内也难以改变。即使考虑到2011年下半年美国经济会恢复到3％的ＧＤＰ增速，刺激政策选择退出与加息，预计也仅能轻微改变目前的低利率水平，即从目前的0％—0．25％上升到0．25％—0．5％或者稍高一点，但是与历史高位相比，依然是处于极低的水平。
　　因此，在低利率条件尚未改变的情形下，政策组合的备选工具中，优先使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最高，央票的运用以及贷款投放的窗口指导等都是常用的数量型工具。而利率工具的使用仍会非常谨慎，即使加息，次数也会相对有限。在这种条件下，汇率政策的作用会凸显出来，无论是从抑制通胀预期，还是减少内外失衡的角度看，2011年汇率调整的空间预计会高于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