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惟有掌握了历史发展的真谛，才能更好地开拓未来。中国资本市场近20年的发展历史，有创新的艰辛、成功的喜悦，也有探索的曲折、失败的警醒，这些都是未来发展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认真地记录、总结、分析和研究。
　　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主任胡汝银教授主笔的《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变迁》一书创造性地提出“能力禀赋诱导的资本市场发展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洞察与把握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的动态化演进过程。在“能力禀赋诱导的资本市场发展理论”架构下，一国资本市场制度的发展通常受其社会组织资本（如政治、法律、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安排）的能力或制度资源条件的制约，但这种制约又可以通过能力建设来加以突破。同时，资本市场制度的变化不是社会单纯自发演进的产物，而是人们对资本市场相关能力禀赋或制度要素建设成本变化和资本市场制度需求增长的一种动态反应，是人们追求制度变革效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结果。中国资本市场社会约束机制的形成及其演进，是一个能力禀赋诱导的资本市场制度变迁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的前期阶段，它与计划经济时代结束和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相伴随，在市场机制和法治规则等能力禀赋相对缺失和发育滞后，自我约束、竞争约束、行业自律、诉讼约束和监管约束缺失的情形下，行政控制作为重要的能力禀赋成为一种低成本的替代，同时，这也是填补约束机制缺失的重要战略选择。在这种替代过程中，政府机构与自律组织、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产生了两种相反的效应，即能力支持效应与运作限制效应。前者是基于资源、能力、知识及功能的相互补充所形成的相关各方能力提升的支持和促进；后者是由于政府的广泛控制导致自律组织和市场参与者的自主权较小，难以单独进行产品与服务创新、定价等微观决策，限制了市场行为主体的自主行动空间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在杜绝由市场行为主体的自由行为产生风险的同时，也削弱了市场的活动和创造力，增加了市场组织成本，降低了市场运作效率，延缓了市场发育进程和发展速度。
　　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在上述替代条件下主要依赖行政约束方式，而一个成熟的现代资本市场则高度依赖市场参与者的自我约束，基于市场参与者自由选择权及其相互作用的市场竞争约束，为执业和竞争设定专业、道德、声誉与合规底线和旨在追求行业整体长远利益的行业自律或行业约束，通过法院、检察机构等执法机制形成的司法约束，通过监管机构规管、处罚和执法所产生的监管约束，通过有效约束并清查界定政府、监管机构、自律组织与其他市场参与者的权力（权利）和角色定位所产生的国家治理约束，同时，这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制度规则历史演进的基本取向。在中国资本市场制度规则的演进过程中，自律组织和市场参与者运作限制空间随着这些行为主体不同方面能力的不断提升和非行政约束力量的不断发育完善而逐步扩大。这种扩大的过程就是放松政府管制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扩展的过程，是中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秩序、公司治理秩序、市场交易秩序、证券发行秩序、司法与监管秩序等不断生成和扩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