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不合理对宏观经济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消费持续下降，进而带来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我国的居民消费，跟世界的平均水平比差距很大，跟自己的历史对比，下降速度也很惊人：70年代中国的最终消费中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是60%多，现在是35%多一点。因此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扩大消费，让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消费，这样才能转变发展方式。
　　国民收入分配当中的问题，其实从建国之初就已经形成，国家经济落后，大家要勒紧腰带搞建设，消费被当成了追求享受、奢靡浪费。改革开放后思路有改变，但变化不大，还是要集中资源上项目，追求高投资高增长。
　　一位著名分配问题专家曾用“三个集中”和“两个特点”概括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及其原因：三个集中就是现在我们的收入分配在政府和民间比较来说，向政府集中；在劳动和资本比较、在劳动报酬和资本收益比较来说向资本集中；在竞争性行业和垄断行业的比较来说，向行政性垄断行业集中。两个特点一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确实存在着供大于求的特点，二是劳动力市场实际上是由政府主导，或者说在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还没有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这是很深刻的见解。
　　对于分配向资本集中的问题，有人提出，如果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提高，现在大量的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产业就会失去存在的空间，就业等相关问题就会集中爆发，这是收入分配问题难以改善的一个很硬的约束，因为大幅度提高劳动者报酬，就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所依赖的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就会削弱，在科技方面的优势还没有形成之前，我们在国际竞争当中就无所依靠。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很多的国家，如果让资本所得下降，大家都不愿意去办企业了，企业家人数减少，企业数量减少，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就会减少，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还会下降。这成了中国分配政策的两难选择。但问题在于，事实证明这种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产业是不可持续的，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也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调整和转变是唯一出路。
　　提高政府收入，这曾经作为一项重大战略被摆在国家事务的重要位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提高两个比重，第一个比重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第二个比重是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的比重。经过这20多年的努力，目前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从百分之十点多上升到20.4%。我们现在到了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的时候了。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没有这样一个转变，就没有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
　　第二个转变是提高劳动报酬占企业分配中的比重。鉴于大多数民营企业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双低的现实，大幅提高劳动报酬势必进一步减少资本所得，国家对此持谨慎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国家颁布新《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标准，已经表明了政府态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实际劳动收入继续下滑趋势的作用，力度的确不宜再大。我们期待那些仍处于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行业或国际产业链低端的民营企业转型成功，更期待这些解决了我国大多数城镇就业和富余农村劳动力就业、在市场竞争中苦苦挣扎的中小企业，能得到国家在税收、资金等方面的更多支持，使之不再成为拉低全国平均劳动报酬的渊薮。当然，政府能做的还有很多，比如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为劳动者的合法收入提供法律保障，落实劳动者集体谈判的合法权益，提高工会在代表职工利益方面的相对独立性等等。
　　第三个转变是建立和规范国有企业分红制度。这是政府最容易做也是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垄断企业基本都是国有企业，很多垄断企业已经上市，今后还有更多的企业要上市，国民享有利润分配权，这是有充分理由的。目前国家作为出资人应该将分红用于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缩小收入差距。
　　第四个转变是政府应该把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用于经济发展的资金，更多地转变为用于向全体公民提供养老、医疗、免费教育等社会保障，提高保障水平。这是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最经典、最本原、最规范，也是最有意义的功能。我国用于养老、医疗、教育这三个方面的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跟世界上人均GDP三千到六千美元的国家平均水平相差很多，政府把大量的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老百姓因为未来生活当中有很多不确定性的问题，即使有钱也不敢消费。
　　总之，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关键在政府，而首要问题是解决指导思想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我们的指导思想一直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了今天这个阶段，指导思想要做重大调整，就是兼顾公平和效率，在这样一个大的指导思想下，政府采取措施才能是有的放矢的。　(作者单位：中共海口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