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高增长，长期里，将回归常态增长，于是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回归到常态水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需要参与国际大循环发展经济的大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约束。因此，国内消费需求变得至关重要。
　　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的社会化程度，改革医疗、失业、养老保障制度，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当然会增加消费倾向。但是，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要达到使消费倾向有显著增加的程度是不能承受的。短期里，政府可以通过诸如家电下乡、农机下乡等政策来刺激消费，但是这些政策和措施的作用到底有限，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向前看，政府再也没有像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那样的巨大存量需求可以开发利用了。短期里，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投资来增加国内需求，但是长期中，投资又会变成新的供给，而可以形成新的增长点的投资领域并不多。基础设施投资由于大型机器设备的使用，对于增加就业，促进广大中下层人民收入增长的作用也不会显著。要增加消费，核心仍然是增加收入，特别是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收入。
　　首先，这是一个转轨国家的制度制约问题，而不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消费倾向不足问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的比重过高，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以及上游产品垄断经营等等严重制约了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增长。这些都不是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改革制度才能解决。但是这些领域的改革越来越困难。
　　其次，这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问题。广大中下层人民收入的提高，最终要依靠制造业来实现。然而今天的经济是耐用品经济，其特征是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为此需要外需吸收我们的劳动密集制造品。现在面临外需减少，这就构成了矛盾。好些人认为农村存在巨大的存量需求可以开发。但实际并不是。追根溯源，不仅农民将来之收入提高依赖于制造业，就是他们既有的收入也是来自于制造业。逻辑上，我们要靠工业发展来让农民富起来，而不是通过农民的消费来吸收工业的巨大产能。
　　外需回归，于是需要增加国内消费，而增加国内消费，归根结底需要增加百姓收入，这又离不开外需对于我们劳动密集制成品的吸收，经济就是在这样的“怪圈”中行进。为此，维护汇率稳定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
　　既然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高增长，长期将回归常态，与此相适应，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从非常态回归到常态，那么中国经济必须调低增长预期。无论从需求方面看，还是从供给方面看，曾经8%以上的高增长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未来中国经济将会告别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很可能会回到一个7%左右的中速增长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