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普涨已成为当前民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通货膨胀将导致社会财富逆向再分配从而影响社会稳定。专家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物价超预期上涨是常规因素与新增因素并举、可控因素与不可控因素交织，未来物价“超警戒线”几成定局，我国应设定一定的容忍“时间窗口”。
物价普涨催生“海豚族”成本高企逼企业“微利”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我国居民消费指数同比上涨4.4%，其中，蔬菜价格涨了31%。同时，国家发改委公布的10月份城市食品零售价格监测情况也显示，在监测的31种产品中，近80%价格上涨。
在北京，根据市农业局信息中心的统计分析，目前北京市蔬菜平均批发价格为每斤1.54元，比去年同期上升50.2%，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外，一斤鸡蛋批发价格达4元多，苹果同比上涨20%，均达历史最高。
物价上涨程度显然已经超出人们的最初预期，在央行公布的第三季度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中，有超过58.3%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
面对物价上涨，人们流露出更多的是无奈。一些居民不得不改变原有的购物方式，“海豚族”、“拼菜族”应运而生，他们的目标简单而明确--通过“储存”、“批发”等方式降低生活成本。北京市民沈琪说，北京刚举行天然气调价听证会，她已赶在调价前在卡里加了1000元的天然气，食用油也已买了5桶。这两天，由于担心天气转冷白菜价格继续上涨，她和身边不少朋友又准备囤积些大白菜。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普惠南里10号院的王书凤今年70岁，老两口每月退休工资约2500元。因为菜价上涨，她每月买菜支出已由原来的550元左右涨到700元。为了省钱，王书凤每天要早起到附近的华联超市排队买特价菜，还隔三差五让老伴坐40多分钟公交车到南四环附近的新发地批发市场买菜。
同样感受“高物价之痛”的还有一线生产企业。记者在长三角地区调研发现，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资金成本高企让企业“微利”乃至“无利可图”。
上海新联纺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勤告诉记者，今年棉花价格暴涨让棉纺企业心惊肉跳，从2007年的1.3万元/吨，跳升到今年10月的2.6万元/吨，最高到3.3万元/吨，使得企业根本不敢对外报价。与此对应，棉花的替代原料化纤价格也全线上涨，目前已达19500-20000元/吨，比年初涨了8000-9000元。以往像新联纺这样的“大客户”，代工企业一般是不收订金的，现在要提前给30%-50%的定金甚至全款，不然没人愿意接单。如此一来，企业的成本大大上升。
为了应对棉价暴涨，新联纺不得不预先买些囤货，但这也有风险，一方面“囤货”带来很大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疯狂的棉价走向不明也让“囤货”充满了“对赌”色彩。
“企业更长期的成本压力是工资上涨，每年15%-20%的涨幅让企业很难消化。”黄勤说。现在除了对工艺要求较高的产品由公司在江苏昆山的工厂做，其它的都外包出去。由于工资提高，合作伙伴也从江浙地区企业转向广西、安徽、山东、重庆等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近来外贸的情况严峻而复杂，目前部分客户已经转向巴基斯坦、越南等周边国家。
江苏省昆山沪士电子主要生产印刷电路板，是斯科、诺基亚、华为等公司的供货商，今年全年销售预计将达到2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5%-30%，但利润总额增加10%，毛利率反而下降5%。公司副总经理李明贵表示，主要原因是原材料和人工成本增加了。
据悉，印刷电路板的原材料主要是沪铜基板、铜箔、铜球等，还要用到少量的黄金。今年铜价涨了60%以上，国际金价更是突破了1400美元/盎司，使得平均原材料成本上升了20%。工人今年整体加薪15%，而且明年开始社保基金缴纳水平要提高30%，企业用工成本已进入持续上升通道。
常规因素与新增因素并举可控因素与非控因素交织
就在一个月前，分析师还普遍认为，随着年末翘尾因素的减少，CPI在四季度将会回落，不必担心通胀。10月份数据的出炉却出乎大多数人意外，而且从CPI和PPI的趋势及相关指标看，未来几个月的物价形势也不容乐观。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元春等专家认为，导致目前物价上涨形势越来越严峻的，除了常规因素，还明显呈现出往年未见的新增因素；可控因素又与非可控因素交织。这使得控制通货膨胀变得较为复杂。
除了气候、灾害等结构性原因，以及国内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环境成本上升等因素，市场普遍认为，长期的货币超发结合目前时间点上整个社会成本的全面上升，是引发当前物价快速上涨远超社会预期的主要原因。
采访中专家表示，货币超发是此轮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说，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央行存在货币超发的问题，特别是2009年以来采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有数据称，我国目前广义货币存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广义货币存量和GDP的比重已经超过200%，创世界纪录。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已经达到了69.64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季度GDP达26.866万亿元计算，超发货币将近42.774万亿元。
尽管包括央行副行长马德伦在内的一些业界人士认为，通过M2减去GDP计算货币超发的方法并不科学，但货币存在超发现象却是不争的事实。
央行副行长马德伦认为，在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加速发展的过程中，货币的超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本身对货币的需求总量会增加，货币的周转速度也会影响到货币的总量。此外，超发货币的另一些因素中，包括我国国际收支储备的问题，当外汇大规模地流入，央行购买这些外汇必然会投放大量的货币。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研究室主任张岸元认为，更本质的因素在于各类社会成本特别是基础性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在食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蔬菜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目前，我国农业正处于从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向商品化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中，它带来农业核算的历史性变革，过去农民不把自己干活时候付出的劳动作为成本核算，只把农资种子作为成本，但是出外打工后，越来越认为自己的劳动是值钱的，后来要雇工时需要付工资，劳动力成本出现了，它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影响很大。
张岸元说，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中，在“衣”这一块，棉花上涨是因为棉花成本构成中，劳动力占的比重很高，全世界只有中国在用手工采摘棉花，因此中国的棉花质量比较高。棉花价格上涨，是市场自生的报复性增长；“食”不用说了；“住”里面，主要是房价继续上涨导致居住的成本上升；唯一没有涨的是“行”，主要是政府管理的价格，如北京地铁与公交，票价没有动，除了政府定价的没有动外，其它的都动了，不能总让大白菜卖2毛钱一斤吧。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则认为，此轮通胀的原因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或者说劳动力供给，尤其是低端劳动力供给出现明显下降；具体表现为无法通过技术进步来抵消成本压力的行业非常明显的价格上升压力，比如农产品领域。
首先，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根据统计局公布的CPI以及CPI食品领域各项数据，可以显著发现的事实是在07年之后，蔬菜价格同比波动的中枢系统性上移。这种趋势上的表现，与某一年天气因素作用的关系不大。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引发的农户退出农产品供给领域，是更为合理的解释。
如果把该食品生产中劳动力的密集程度作为坐标轴的横轴，并把该食品累计涨幅作为纵坐标轴的话，可以发现，劳动力密集程度越大，食品价格涨幅越大。
其次，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幅度。基于统计局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可以合理地计算出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价格。从结果来看，2008年的水平要相当于2003年的3倍左右，大约日机会成本50-60元。同时，根据这个结果计算机会成本的年复合增长率，大体与统计局农调队所公布的增速数据相一致。
另一方面，美国二次定量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泛滥，原油、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迅猛上涨，使得国内输入性通胀压力陡增。中国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首席分析师陈克新表示，今年以来，包括谷物、大豆、橡胶、有色金属、铁矿石等价格均飙升，造成我国下游制造业成本攀升。由于我国大宗商品对外依存度较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至少占到目前国内涨价因素的1/3。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认为，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和输入性通胀等因素都是我们逃不掉同时也无法控制的，只能积极设法应对减少冲击，不可能独善其身。
“超警戒线”几成定局应有容忍“时间窗口”
采访中多数专家认为，目前低物价时代已经过去，从历史上看，通货紧缩的年份也很少。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下，短时间内物价迅速回落的可能性不大，明年CPI高于3%的“警戒线”几成定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10月份CPI应该是阶段性高点，预计11月回落到4%左右，12月会回落到3%左右，今年全年CPI预计在3.2%左右，略高于年初设定的目标，但是2011年全年CPI都会在3.5%左右波动。主要是因为当前推高CPI的根本性因素短期内无法改变，比如以美国为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全球要素资源定价市场化等。
高善文分析认为，在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扬的背景下，未来通胀的中枢水平将系统性抬升，预估大约在4%左右；2011年上半年处在由食品价格超涨所产生的CPI超调周期，粗略估计2011年二季度CPI季度均值在4.5%的水平。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健甚至认为，由于食品价格上涨与输入性通胀每年会将CPI推高3个百分点，CPI涨幅明年将在5%-6%的水平。
鉴于CPI可能长期走高，专家建议提高通胀“容忍度”。王建认为，只要通胀没有伤害到增长，就需要容忍。尽管容忍通胀公众可能要付出代价，但如果为防通胀而损伤增长则问题更大，但政府要通过转移支付来补贴中低收入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在报告中建议，政府对价格控制的目标不宜定得太低，可考虑上调至4%左右，以此为推动资源价格改革创造宽松环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张承惠也建议，在控制货币超发和回收流动性的同时，可在一段时间内容忍稍高的通胀率，但要选好时间窗口，并做好相应的补贴等配套措施。
第二，针对我国经济转型期特点，探索测算适中的通胀目标。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在2010年三季度宏观形势分析座谈会上提出，通胀有两条警戒线：一是通胀率达到增长率的一半左右，这时要适度调整；二是通胀率接近增长率时应采取紧缩政策。鉴于经济增长率不同，国际上将3%的通胀率作为警戒线不适用我国，我国应探索设立适合国情的通胀目标，并确定相应的调控措施。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建议，我国可针对经济转型期特点，以5年为周期设定通胀目标，不宜太短期，并根据经济增速，测算适中的通胀目标。他举例说，日本在上世纪中后期，十年的平均CPI增速是5.5%。我国属于新兴市场，CPI控制目标应该比美国高，才符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速、收入增长和资产回报率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