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六旬的唐寅轩，已经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来到江西了。身为杭州大明荧光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他早在三年多前就在江西投资设厂，成立了一家生产稀土发光材料的企业。而就在公司业务蒸蒸日上的今年，他居然将自己苦心经营的企业的控股权拱手让给了五矿集团，成为五矿整合江西稀土产业链中的一环。
“和五矿合作的感觉非常好。为什么要和五矿合作呢？资金我们并不缺，浙江资金有的是。但五矿是央企。我感觉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是通过央企和央企所直接控制的这些企业来实现的，不大可能通过规模小的民营企业来发展稀土。而整合以后再做大做强，是必然趋势。”唐寅轩告诉本刊记者。唐原本是浙江大学化学系的一名教授，因深感稀土资源的经济价值而决意从商，这一来就是21年。
自2008年以来，在内蒙古、江西等地，有不少企业选择和杭州大明一样，融入了国企整合稀土行业的大潮。就在这股整合浪潮之后，稀土行业开始逐步呈现可观局面：今年以来，稀土主要产品的价格大幅上扬，绝大多数价格已翻了一番。稀土不再卖出“白菜价”，而业内外人士也慨叹，中国终于开始逐步掌握稀土产业的定价权了。
然而，稀土行业扭转定价格局的背后，是否真如人们所看到的这么乐观？整个产业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未来中国稀土产业谋求的“定价权”能否持续？
部级稀有金属协调机制建立
当年邓小平的一句“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让很多人记住了稀土的名字，但很多业内人士都不愿提起稀土业曾经的混乱。
唐寅轩告诉本刊记者，2000年之前，国内稀土大量滥采滥挖，特别是南方稀土由于非常分散，开采技术又相对简单，农民自己在家就能开，造成稀土资源大量浪费，采大于销。直到现在，国内稀土资源供大于求的局面仍未根本解决。中国占据了国际稀土市场超过90%的市场份额。但是，多年来没有摆脱“稀土卖出白菜价”的局面。在这个由中国主导的资源市场上，中国对稀土的定价却没有主导权。
令唐寅轩等业内人士更痛心的，是很多国家将稀土廉价买走，加工成高端产品后，再高价卖回中国。“有的高端产品甚至不卖。以前我听说日本有种测试稀土玻璃材料性能的仪器，问多少钱卖，日本人不卖。”唐寅轩说。
自1998年，中国开始实施稀土产品出口配额许可证制度，并把稀土原料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经过多年发展，稀土行业最终形成由工信部主管生产总量指标，由国土资源部主管采矿指标，由商务部主管出口配额的机制。但由于涉及稀土管理的多个部委各司其职，又缺乏一定的协调，使得对稀土行业的管理并未如预想中那么有序。各部委“撞车”现象屡有发生。
“工信部规定的生产指标常常比我们的采矿指标高1倍，所以企业更倾向于执行他们的指标。对此国土部也一直很苦恼。”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一位内部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
随着近年来中国日益重视资源问题，加上各界对稀土问题的大力呼吁，在2006之后，稀土行业不受重视的局面开始改观。这一年，中国开始停止发放新的稀土矿开采许可证，并对稀土矿开采实行指令性计划。“在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下，国家加大了对这一行业的管理力度，特别是近一段时间各部委都在积极工作，出台新的管理措施。”刚刚从工信部退下的、主管稀土行业多年的副巡视员王彩凤说。
据她介绍，中国已建立一个部级的稀有金属协调机制，而协调工作办公室就设在工信部。“通过这一平台，可以利用有关部委在职能上的互补性，让大家根据各自职能做好相关工作，避免要么没人管，要么都来管。”
2010年，有关稀土产业的政策重拳频频涌现。5月21日，国土资源部召开全国稀土等矿产开发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会议，提出在6月至11月开展一次勘查、开采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当月，工信部起草的《稀土行业准入条件》开始公示，为稀土矿的开采、冶炼设置了门槛。11月，商务部宣布启动2011年的稀土等矿产出口配额申报程序，并明确规定不符合环保要求，不具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环保治理设施的不能进行配额申报。
另一方面，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各地稀土产业整合工作成效渐显。北部稀土资源最为丰富的内蒙古白云鄂博矿区率先掀起了整合大潮。2008年12月，由包钢稀土公司(下称包钢)和内蒙古稀土高新区控股的高新控股有限公司牵头整合了包括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淄博包钢灵芝稀土高科有限公司、内蒙古包钢和发稀土有限公司在内的几家民营企业，意在通过统一组织生产、收购、统一价格和销售的运作模式，掌控稀土产业“话语权”。
和内蒙古模式不同，南方稀土产业的整合则主要是体现在对采矿权这一源头的管控上。
以南方稀土大省江西为例，目前该省所有采矿许可证都集中在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一家手中，但是冶炼分离、深加工等环节却被多家国有企业争夺。五矿是全面布局江西最早的一家，在2008年就与赣县红金稀土有限公司和定南大华新材料有限公司联合组建了五矿稀土(赣州)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对多家公司的整合和收购，目前已在江西省内形成了从稀土分离到发光材料、节能灯制造、磁性材料、风力发电材料一条龙的产业链。包钢稀土也在今年8月入股三家赣州地区的稀土分离和深加工企业。此外，中铝、中国有色、广晟和厦钨等几家大企业也开始在江西展开收购和重组行动。
五矿稀土研究院一位研究员告诉本刊记者，内蒙古的成功在于，从源头上控制住了矿，统一采矿，然后将加工产品统一销售，这就掌握了一定的定价权。但内蒙古模式恐怕很难在南方复制，因为内蒙矿源非常集中，几乎只是单一源头，而赣州等地的矿源大多分散在深山老林，管理难度要大得多。
以内蒙古包钢稀土为首的整合获得初步成功，主要体现在今年以来稀土价格全面上涨。以氧化钕为例，低谷时期一度卖过不到5万元/吨，2008年经济危机时期在10万元/吨左右，现在价格基本维持在20万元/吨以上。今年稀土产品的价格普遍翻番。
内蒙古稀土研究院顾问窦学宏认为，总体来看，稀土行业的整合和整治收到了一定效果。“这一整合，必须是从国家、地方、企业联动的过程，国家在政策上严加控制，比如实行开采配额，生产指令性计划，出口配额制，从资源、生产再到出口，国家都严格控制。依托这一政策，地方政府和企业才能比较好地开展整合。”他说。
根据工信部制订完成的《2009-2015年稀土工业发展规划》，未来稀土冶炼分离企业将由100余家减为20家左右。
南北差异
对稀土产业的管理，中国目前的政策是“抓住源头”，即加大对稀土矿开采层面的控制力度，严格执行开矿指令性计划。这种做法在业内屡受诟病。
窦学宏认为，前些年中国稀土卖了“白菜价”，是由于产能过剩，压价竞争造成的。“现在我们产能仍然是过剩的，世界消费市场的需求是12万-13万吨，但我们的年生产能力已达到20万吨，属于供过于求的状态。”
今年以来，国土部再度加强对稀土矿勘查和开采的整治力度，不仅新的采矿证无法申请，原有企业的采矿证也被层层收紧，集中到少数几家企业手中。比如，江西省的采矿证仅在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一家手中，广晟有色是广东惟一一家拥有采矿证的企业，而江西铜业也在2008年中标四川的惟一一张采矿证。然而，实际上仍有大量非法稀土矿流向市场。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稀土企业还是满负荷在生产，大大超过了国家发改委下发的生产指标。它们生产的矿从哪里来呢？”唐寅轩抱怨说。
南昌大学一位熟悉江西稀土产业情况的学者，给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江西稀土分离企业的生产能力达到3万多吨，按照工信部下达的生产指标，应有三分之二的分离企业处于停产状态。但实际上关停的企业只占少数，目前仍有2万多吨的产能在运转中。
唐寅轩告诉本刊记者，由于南方稀土产区比较大，从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这几个省份都有矿，这边管好了那边就可能控制不住。他透露，广东和广西两地的管理相对混乱一些，江西的很多稀土分离厂有70%-80%的矿都来自这两个省。
“我认为政府还没有下好南方稀土这盘棋。包钢稀土管理得比较好，因为它是包钢炼铁材料的尾矿，管得死死的，谁也拿不到。但这更多地取决于地方政府的管理力度。”他说。
此外，当前大型国企对稀土产区的“诸侯割据”状态，也令业内人士忧心忡忡。目前，江西已聚集了五矿、包钢稀土、中铝、中色、广晟有色、厦钨等中央和地方国企，对当地的稀土分离和深加工企业虎视眈眈，都试图分一杯羹，一场“诸侯割据”大战在所难免。未来战火不可避免会蔓延到福建、广东、广西等其他稀土富裕省份。
窦学宏则认为，目前央企在南方稀土产业的竞争过于集中在低端资源层面，有点急功近利的味道。“现在这些央企不应该在资源争夺上花很大力气，而应该打高端战，也就是在稀土高端应用上抢占市场。比如加大对新产品的科研投入、开拓国内应用市场，使稀土价值真正在国内应用层面体现出来。让高端产品去占领出口市场，这样才能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科技优势。”
配额之痛
稀土企业，尤其是从事稀土分离的企业，一方面并未从稀土涨价中获得多大实惠，另一方面，却在近年饱受稀土配额层层收紧之苦。
一位熟悉业内情况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由于采矿企业在源头上的垄断地位，矿业公司从矿上以每吨5万元左右的价格收购，卖给分离厂时就上涨到每吨10万多元。而被纳入整合范围的部分稀土分离厂更沦为其加工厂，只能赚到约2.6万元/吨的加工费。实际上它们并未真正享受到稀土价格大幅上涨的甜头。
“国家希望通过稀土产业的良性竞争带来价格上涨，从而带动稀土分离企业加大在环保层面的投入。但实际情况是，分离厂的利润只能维持基本的消耗，没有更大精力和金钱再进行环保设备的投入了。”前述人士透露。
另一方面，一些未能从正规渠道获得出口配额的企业，只能花高价去买配额。知情人士透露，配额价格甚至被炒高到20万元/吨，很多企业不堪重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它们只能选择采购非法开采的矿，以降低成本；或通过走私形式出口稀土氧化物。
窦学宏告诉本刊记者，现在走私都以非“稀土”的名义出关，比如打着“建筑材料”“添加剂材料”“合金材料”等其他旗号，这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很多材料用肉眼是无法分辨的，必须进行化验分析才行。这就要求海关必须要加大审查力度才行。”稀土行业老专家辛模良告诉本刊记者。
另一个隐忧在于，表面上看起来配额能够控制稀土产品的出口，但实际上，由于配额制没有对某种稀土元素的出口进行具体限制，所以一些珍贵的稀土元素仍在源源不断地出口。
“我国相对稀少的是南方离子型矿，铽、镝等稀土元素由于其用途的特殊性相对抢手，价格上涨幅度也相对较高、利润最高。如此一来，这些需要保护的稀土元素反而成为出口的抢手货，没有真正起到保护作用。”前述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他强调，业内一直在呼吁对配额具体化，比如规定对某些特定需要保护的稀土元素限制出口数量，才能起到保护这些矿产的实质意义。在《2009-2015年稀土工业发展规划》中，对某些稀有金属的特殊保护已提上议程。《规划》规定，未来初级材料仍被禁止出口，而且还将进一步进行细分管理，严禁出口镝、铽、铥、镥、钇等金属。
另一方面，稀土行业协会的筹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刚从工信部退休的王彩凤目前正参与组建。“还要报工信部和民政部审批，之后，一级协会还需报国务院审批。”她表示，协会成立后，会在企业和政府之间搭建桥梁，并协同配额管理等方面工作。在王彩凤看来，中国针对稀土产业的治理整顿还在进行，“现在当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只是发展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