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的经济、社会变局大幕开启。
　　10月27日，新华社受权播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二五规划体现了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目的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经济结构调整；“扩内需”首次单独成章，以从未有的表述和地位确定扩内需，尤其是消费战略。
　　然而，在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看来，转变发展方式还要靠改革来推进。他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时指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存在着体制性障碍，比如，扩大内需最重要的是增加劳动者收入，然而，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居民的收入并没有完全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市场经济改革中还有一些改革要继续进行，其中包括投资决策的主导权，应是让市场具有主导权，而不能够完全由政府来掌握主导权；行业垄断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市场改革没有到位。

　　城镇化是中国最大潜在市场应让人口在城市和农村双向流动，允许农民转让、抵押宅基地使用权

　　南都：在中美两国就人民币汇率问题经过断断续续的长期争执不下后，美国众议院近日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美国相关部门可在中国不允许人民币快速升值的情况下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你如何看待弱势美元周期下的人民币汇改问题？
　　厉以宁：人民币大幅升值是不可行的，对中国经济有害。如果大幅增值，我们的出口将会削减很多，下岗工人会增加。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是对的，但应该放宽浮动的区间，让企业逐渐适应汇率变化的过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靠技术进步，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打开国际市场。同时也可以在此过程中实行出口地区、出口产品的多样化。
　　南都：近期爆发的汇率之争，中国不可避免地处于问题核心，但是全球贸易失衡反映的是国内储蓄和投资失衡，这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而非汇率微调。中国的现状是，消费的比率太低、储蓄率太高。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呢？
　　厉以宁：由于海外经济体或将在长时间内面临低增长、弱需求的新常态，中国的出口以及服务于出口的投资将不再可能举起拉动经济增长的大旗。意味着要求十二五规划将进一步强调加大居民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这样才有利于国内的均衡。
　　整个来说，扩大内需做了很多工作，但最重要的是增加劳动者收入，首先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十一五的前4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了11.4%，大幅超过7.5%的既定目标。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居民的收入并没有完全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实际上，在十五和十一五的大部分时间，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而在此期间，国家税收的增速却明显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说明，目前的收入分配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
　　此外，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潜在市场，应让人口在城市和农村双向流动。城里人愿意下乡经营农业，有助于加快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允许农民转让、抵押宅基地使用权，农民的自有房屋也可以抵押、转让，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化，进而为土地经营权流转创造良好的条件。
　　南都：有观点认为，增加消费的根本之策在于使我们的增长从依靠资源投入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上。提高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经济效率和附加价值的实现途径。你如何评价呢？
　　厉以宁：这个观点是对的，但短期内实现不了。市场经济改革中还有一些改革要继续进行，其中包括投资决策的主导权，应是让市场具有主导权，而不能够完全由政府来掌握主导权。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要减少，应注重于宏观调控上。

　　垄断改革要分期分批进行取消垄断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否则会出现经济震荡

　　南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还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问题。比如，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压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在您看来，这需要进行改革吗，应如何改？
　　厉以宁：当前价格体系改革已经不算是改革的难点了。因为企业有活力了，价格改革就顺理成章了。走资源节约的道路，首先要理顺资源价格，对她的改革一点也不能放松，资源包括：土地、水、矿产品、电，等等。这些价格应逐步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来进行改革。
　　应当改革资源定价体制。要按照资源不同类型、不同用途来定价，或者按量的消耗程度来定价。用水、用电都是这样。有些行业消耗能源过多，对这一行业，资源价格就应该高一些。
　　南都：有媒体报道，我国在一些地方出现“国进民退”的倾向，加上银行信贷向国有大企业倾斜，小企业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围绕重要行业中，国有企业究竟应当“进”还是应当“退”的争论又起。有些观点认为，在这些行业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不但不应当降低，还应当提高。您是建议“进”还是“退”呢？
　　厉以宁：“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都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个人认为要实现公平竞争，避免行业的垄断。有竞争力的企业都应该上，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该淘汰就淘汰。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是中国企业，他们能走到国外，都表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
　　南都：我们看到，行业的垄断并没有被打破；即使改革也是很缓慢地推进。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
　　厉以宁：行业垄断的存在表面上看是结构问题，实际上是体制问题。行业垄断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市场改革没有到位。推动起来很缓慢的原因很多，比如推动国有垄断企业改革，意味着政府要对自身进行改革，改革由此进入更为艰难的攻坚战。
　　我的观点是，除非国家对某些行业有特别需要，其他的都应该走向市场化。不过，推进行业垄断改革，不能全面铺开，要分期分批进行。取消垄断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否则，出现经济震荡也不行。

　　建立“三板市场”非常重要未上市的股份制企业需要有地方交易自己的股

　　南都：银行信贷青睐国有大企业，若小企业起不来、就业问题解决不了，产业升级和增长模式转型就不可能实现。发挥小企业在创新中的关键作用，优化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您有哪些建议呢？
　　厉以宁：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小企业是主体中的主体。没有资本市场，技术创新的范围和影响就不会那么大，所以资本市场很重要，能把民间资本通过证券市场渠道分布到国家最需要发展的部门，但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完整。完整资本市场包括主板、中小企业版、创业板，三板(场外市场)，我们目前还缺三板市场，就是未上市的股份制企业需要有地方交易自己的股票。因为上市公司要么是主板、创业版，毕竟是少数，更多是未上市的企业，他们的股票不能在第三板上流通，投资者容易吃亏，找不到转让的地方，地下活动就开始了，因此，建立三板显得尤为重要。
　　南都：你的股份制理论为国企改革、资本市场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您如何来评点她的成长历程？
　　厉以宁：股份制有争论，中国的股份制是早产的，还是及时的？这是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有人认为股份制是早产的，市场经济还没有搞起来之前，就将股份制拿出来，就被叫做早产儿。我的回答：市场经济的建设是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不重新构造谈什么市场经济？所以股份先推出来一部分，这样才既有经验，又能搞好。中国股份制不是早产，而是随着改革的进程中应时而生。
　　第二个争论：股市是不是赌场？我的看法：资源配置需要场所，建立一个平台，这样才可能做到企业重组，资源的合理配置。效率分两类：第一类，生产销率：多投多产，少投少产。在一定投入情况下，投入越多，生产效率越高。此观念在经济学中是主要的。第二类，资源配置效率：假定投入不变，在既定投入前提下，有各种资源配置。用A方式配置产生N效率，用B方式配置产生N +1效率，也就是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是同样重要的，股市是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在这种投入情况下，通过股市、证券交易所，能够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效率提高了，也就是说这不是赌场，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好平台。
　　第三，股市黑？毕竟中国股市刚起步。法律法规不健全，证券法虽然出台，但还有配套法规没有跟上去，管理经验缺乏，股民当中有很多对股市并不了解，因此就会受到欺骗。还有一些上市公司不按规定公布信息，误导别人等各种原因造成。我们承认，股市中的还有不健康的东西，诈骗的信息，但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能不要股市，在股市发展过程中加强立法、健全制度、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所有这些都是我当时的观点。所以在这些争论中，经过实践检验，我们认为中国股市应着重在改。进入21世纪以后，证券法配套的制度相应出台，监管也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