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别人的世界里看自己
《华尔街》是中国荧屏上久违的财经题材纪录片,央视上一次拍摄的财经类纪录片还是2002年的《资本市场》,但在今年,《华尔街》和《公司的力量》都将走到台前和观众见面。
雷曼兄弟倒闭两周年之际,一部名为《华尔街》的纪录片将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中播出。
迄今为止,把华尔街这块流金之地上的人刻画得最为深入人心者是奥利弗?斯通,在1987年的同名电影《华尔街》当中,他借股票炒手戈登的话道出华尔街的一个基本法则——“贪婪不好听,却是好东西。”如同绝大多数好莱坞电影,《华尔街》有一个光明的结局。贪婪的戈登由于违背法律,被自己亲手栽培的小弟巴德在最后一刻反击而入狱。巴德虽然同样入狱,却因为拯救蓝星航空公司而让人留下了仅存的希望。
事实上,影像上的华尔街不仅贪婪,更是因财富的高度聚合而充满了阴谋色彩。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找到了现实契合点。投资银行和麦道夫的贪婪,无不印证着人们以往想象的合理性。2009年,《华氏911》的导演迈克?摩尔在纪录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中,更是把华尔街上的银行称作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强盗”。
真正的华尔街到底是怎么样的?在中央电视台,有这样一群纪录片人,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金融海啸发生后,他们走进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这些被冠以“金融中心”的城市,试图以影像厘清华尔街的前世今生。他们的出发点很简单——如果要理解美国的崛起,华尔街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东西。即便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成为千疮百孔之所在,它也依然对中国的资本市场极具参考价值。
中国人的《华尔街》
《华尔街》的总导演是李成才,他上一部参与的作品是《大国崛起》,当时他直接负责美国两集的拍摄。他发现,用90分钟来做一个国家的崛起,没有特别大的篇幅来做细致的解读,只能是笼统的、概括的,无法更细致,更具体,更深入。由此,他萌发了做《华尔街》的想法。在他看来,在解释美国和世界格局的时候,资本可能是更准确的窗口,“华尔街是代表现代资本的一个场所,又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金融中心。美国这个国家的崛起,你是可以从华尔街找到一些因果关系的”。
李成才把这个项目上报给中央电视台,各级领导都很支持。“台里认为中国也在搞资本市场,需要迫切关注。”李成才说,“资本市场原本跟现代中国没有太多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前的日子里,我们没有必要关心金融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在为温饱而战;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没有必要关心金融问题,因为那时候我们的金融仅仅是银行;而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有10个省份的财政收入超过1000亿元,大多数中国人不仅拥有了温饱,还有了财富的积累,所以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需要了解金融。”
李成才着手操作这个项目的时候是2008年5月。其实,早在2007年初,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已经开始出现了,刚开始的时候,它波及范围和影响力都很小,人们几乎感觉不到危机在蠢蠢欲动。但到了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华尔街已经是真正的急转直下,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也开始播出《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节目。此时,《华尔街》的创作开始提速了,《华尔街》的制片人许文广说:“因为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这个题材的现实意义、紧迫性就更大了。”
金融危机的来袭使得《华尔街》更具现实意义,但华尔街从天堂到地狱般的变化,却也给创作带来了意料之外的难度,难度在于:如果从事实出发,纪录片所呈现出来的华尔街会和普通人当下认知的有很大差别。李成才说:“对华尔街弥散着一种一边倒的情绪,华尔街变成了恶魔、金刚,它是一种贪婪的代表。”此时,“人们已经忽略了华尔街是社会发展当中必然的一个东西。”
华尔街在金融危机中的失落,给很多中国人带来的另一种东西是幻觉,而这种对中国资本[4.70
-1.26%]市场改革伤害甚烈的情绪,也是《华尔街》需要直面的。“大家认为我们效仿的榜样出现了问题,而危机对我们的伤害却很少,而且还率先经济复苏,很多人因此觉得我们中国非常了不起,我们不仅能够从危机中独善其身,还能迅速在世界经济的复苏过程中起到作用。这种幻觉让我们资本市场的改革脚步也开始放慢了速度,我们金融衍生品的速度也慢下来了。在国外,金融创新产品早已不是新鲜事物,但是在中国,却还是正在研究的课题。比如股指期货,就是典型的金融创新产品,当这项产品在国外早已是一个成熟的产品时,我们却还在花大力气做研究。”
“这样一个大的事件,它几乎可以让很多人都找到思考的空间,然后调整自己的行为。”中国人的各种情绪在华尔街上交织,使得《华尔街》如何冷静地展现这个争议之地的重要性凸显。
如何学习华尔街?
和《大国崛起》一样,《华尔街》这部纪录片的特殊性在于,片子里所反映的观点往往被公众认为是高层意志的传达,因而往往影响力巨大。李成才认为《华尔街》有三重影响,“为中国决策者提供依据,为资本市场的实践者提供镜鉴,为中国大众提供关于资本市场的启示”。建构在如此重要影响上的《华尔街》,自然而然选择了温和理性的态度来陈述。李成才说:“振臂一呼式的东西可能更适合中国的情绪,但它的破坏力实在是太大了。只有理性才可以帮助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其他的东西都是图一时之快,不管是谩骂也罢,阴谋也罢,进行曲也罢。从我内心来说,我不主张那样。我希望表达的境界是,用温和与理性的态度表达明确的立场。”
从制作手法上来说,《华尔街》远赴多个国家,采访拍摄了多个领域的知名专家。因为金融领域的特殊性,许多地方都是与商业秘密联系在一起的,即便是美国人自己进入这些金融的场所都是相当困难的,更何况是别国的媒体,所以《华尔街》特别注重国际制片保障体系的建立,这确保了《华尔街》摄制组在世界金融中心的各个核心地带的顺利采访、拍摄,并直面罗杰斯、巴菲特、盖特纳、查诺斯、鲍尔森等人。
虽然几乎全部的采访都在国外完成,但《华尔街》要寻找的是对中国最具价值的点位。正如许文广所说:“虽然描述的是美国,但我们关照的是中国当下的事情。”这让《华尔街》和国外同类型纪录片在内容上有着极为鲜明的分野。比如,《华尔街》强调了股权文化,这难以在西方国家的片子里看到。李成才说:“在别的国家,如果你要强调股权、私有财产,以及股权文化就是民主文化等等,会让人觉得不知你所云,因为这是人家很早以前就走过的路,早就是常识了。”
华尔街在金融危机之后跌宕起伏,但是《华尔街》的制作者对其价值判断并没有出现改变。曾经有一个金融学家对许文广说:“把华尔街放在一个历史的维度上来看的话,这次危机只是诸多危机中的一次,甚至不是最严重的一次。我们要看到,华尔街本身就是在这样一次次危机中发生制度变革,走到今天的”。许文广极为认同这样的说法,所以在《华尔街》当中,一直有两条主线并行不悖。一方面,华尔街作为资本市场的标杆,不断地在危机当中进化和完善,它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但是,另一方面,华尔街银行家创新的强大动力,有时候又会因为利益的驱使而走入极端,从而引发新的危机。
把华尔街放在历史的维度里让中国人审视,毫无疑问能让发展历史只有短短20年的中国资本市场有所借鉴。在华尔街两条发展主线中所产生的创新和监管,是许文广认为最值得中国资本市场参考的地方。
“华尔街最大的活力来自它的创新,它伴随着华尔街每一个发展的进程。华尔街创新的原动力来自市场,而不仅仅是来自政府的推动。如何把创新力变成一种来自市场的自发行为,并给予它制度保障。我觉得华尔街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二点就是华尔街的自律与监管。华尔街永远有两步,一方面是创新,但是创新又会让它进入一些新的灰色地带,进入到监管者不熟悉的领域。如果监管没有及时跟上的话,创新本身就会越界,产生很大问题。这时候制度本身是否具有足够强的纠错能力,能否不断地跟进,就非常重要。我想这点也能够启发中国的当下。”
栏目VS纪录片
《华尔街》是一部久违的财经类题材纪录片,央视上一次拍摄的财经类纪录片还是2002年的《资本市场》。
事实上,无论CNBC这样的商业频道,还是BBC这样的公共频道,财经纪录片都已经成为频道中的常态节目。但在中国,财经纪录片仍然像是游戏大作,几年才发布一款。李成才认为,出现这种状况,跟收视率没太大关系,主要的原因在于人。“在中国,纪录片起步相对较晚,因为它代表电视领域里面最高的成果,它需要丰富的电视表达语言,对创作人员的要求非常高,我们一般的电视从业人员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样的素质。而我们现行的体制里是很难培养纪录片导演的,纪录片导演会很寂寞,几年时间才能拍出一部片子,一般的电视台是不可能来养这么一群人的。”
许文广认为现行的媒体的常态是栏目化,而栏目是快餐式的东西,它无法沉淀,它靠收视率来说话,而且跟培养纪录片导演的方向是相悖的。央视财经频道总监助理闫维毅也表示,这与收视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是从一个农业大国、文盲大国的土壤中走出来的,绝大多数的观众喜欢有剧情、娱乐性的节目表达方式,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接受和习惯欣赏纪录片需要有相当的过程。只有观众对纪录片热爱之后,慢慢培育出来的收视习惯才会使得中国纪录片进入良性的循环。
具体到类似《华尔街》这样的金融类题材,对创作人员的要求就更高。李成才在拍摄《华尔街》的过程中深有体会:“金融是抽象的,不管是金融领域的哪一个行业,从表面上看似乎所做的工作都一样,所以,这给我们的电视表现带来了巨大的难度。而电视是用镜头说话,所有的拍摄对象主要是通过画面来得以展现的。”如何把抽象而重要的题材用影像表现出来,一直是《华尔街》制作过程中的难点。在阐述关于华尔街“金融之父”哈密尔顿创造的“旋转门”机制的内容中,《华尔街》动用了各种影像特技才达到满意的效果。而在这种种之外,中国的国情也制约了纪录片的拍摄——这个题材很敏感,李成才说:“在中国,金融既是经济也是政治。”
虽然现实如此,具有16年财经节目创作经验的《华尔街》制片人许文广还是表示:“带有国际视野的纪录片是财经频道未来开拓的重要题材。”之所以把重心落在国际题材上,许文广认为除了商业上的考虑,也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做电视有这样的感觉,隔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或许你能看得更准确。看别人(外国)的话,反而会把自己映照得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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