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发展速度加上从容应对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在过去的几年我国政府执政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且广受好评。但展望“十二五”，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曾经采取的超常规的手段，虽然确保了经济增长、社会大局稳定，也可能会产生副作用，不利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经济必然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更开放、更贴近市场。如果仍然依靠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动辄要求政府“管管股市大跌“管管钢价大涨”，既不理性，也没效果。
　　那么，政府到底应该在经济活动中担当什么角色？吴敬琏曾经提出，一个好的政府应该是：有限，有效。所谓“有限”，是说它不是“全能”的，应当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少介入微观经济事务。所谓“有效”，是说它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低成本地提供公共产品。
　　针对中国现实，首先需要确保的是，在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相对缓和之后，政府要把注意力从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中转移出来，认真研究合理的体制建设。
　　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在“十二五”乃至更长的时间里面，政府需要围绕着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而努力。这就需要有关部门静下心来，切实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其次，要分清政府的职能定位，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绿豆涨价了，需要打击“奸商”；大蒜涨价了，也得打击“奸商”；甚至房租太高了，还得政府出面限价。这些工作对于各级政府来说，不仅太累，且有越位之嫌。行政命令容易下，短期内也确实能起效。而实质问题是，巨量的游资在市场间流动，必然会引起这样或者那样的物资价格上涨，政府需要做到的是如何引导资金流向更重要的经济领域，帮助民间资本寻找出路。
　　大禹治水倘若堵而不疏，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定位是要为市场经济服务，尽可能地创造保证自由竞争的氛围。再者，从管理者到服务者、从过多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到放手让市场发挥作用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特别需要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的改进。
　　对于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或者资金收益率低但又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三峡工程等，政府要勇于承担责任。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对那些带有行政垄断性质的经营性行业要及时喊停，凡是政企不分、以行政权力阻止商业竞争对手进入其市场垄断范围的企业，政府需要将他们推出去，去面对真正的市场经济考验。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垄断问题和其他不正当竞争问题，政府要站在仲裁者的立场，通过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加以解决。
　　当然，市场机制的完全有效性假说在现实中是不可能成立的，而指望政府的干预完美无缺同样也不现实。市场与政府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缺陷，“十二五”期间，政府应该尽量准确地寻求到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