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企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未来的“十二五”期间，如何规划国企的进退应该也是一个认真思索的问题。权威部门的资料显示，今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营业总收入和利润继续大幅度提高。在国内外市场风云变幻莫测、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的复杂环境下，中国国有企业能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实在可圈可点，可喜可贺。
　　然而，一些人却由此得出结论：国企完全能够适应市场经济了。更有甚者认为，应当变“国退民进”为“国进民退”。于是，原本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在一些既得利益者的鼓噪下，又变成了问题。
　　“十二五”期间，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国退民进”抑或“国进民退”？
　　我们以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既不能沉陷于微观层面“‘公’说‘公’效益好，‘民’说‘民’效益好”的争论，也不宜纠缠于既得利益和非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纷争，而应着眼于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惟其如此，才能对为什么要坚持“国退民进”，为什么同时又要“做大做强”部分国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国企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一部经济史表明，每个经济体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都要经历一个原始积累过程。在西方，这个过程主要是靠“羊吃人”、殖民战争、贩卖黑奴等“血与火的文字写入人类编年史的”。
　　上世纪中叶，新中国开始工业化进程时，历史已经翻过那血腥的篇章。于是，在“一穷二白”且遭到外部封锁的特定历史环境下，我们只能亦步亦趋地学习和仿效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工农业“剪刀差”积累资源，依靠行政权力配置资源。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大批国企应运而生。正是一批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国企，为初步建成我国现代工业体系，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独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但是，由于国企与生俱来的制度性缺陷——所有者缺位，缺乏来自出资人的激励和约束；政企不分，缺乏对市场信号应有的敏感和反应；企业不独立，缺乏内在利益和效益追求机制；资源或市场垄断，缺乏创新和进取动力……加之特定历史条件下种种政治和社会原因，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前夕，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社会商品普遍短缺，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正因如此，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而中国改革的一大主题，就是改革国有企业。30多年来，在国企改革的日历上，记录了一连串带有时代印记的名词：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贷改投、债改投、利改税、资产经营，直至抓大放小、国退民进、股改上市、资本运营。回过头来看，正是由于国企的改革和部分退出，也同时由于民企的异军突起和长足发展，以及与此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创造了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增长的奇迹。

　  市场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那些因为部分国企在一定时期内取得良好业绩，从而对“国退民进”持怀疑态度的人，如果不是利益使然、话不由衷，就是混淆了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和微观经营管理改进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他们不应忘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多年“摸着石头过河”，甚至历经曲折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才终于在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要让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历史证明，只有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而市场交换的前提，是产权多元化。对于从国有经济一统天下走来的中国，产权多元化即意味“国退民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退民进”并非特定历史阶段的权宜之计，而是以市场为取向的中国改革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为此做出了最有说服力的注脚。正是由于与市场化进程相一致的“国退民进”，使民营经济获得巨大发展空间，并逐步占据国民经济六成江山；正是由于“国退民进”，众多国有企业甩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并逐步实现国有经济战略布局的优化；也正是由于“国退民进”，致使全社会创造财富的源泉空前涌流，中国人民告别短缺，由温饱走向小康。
　　当然，重申“国退民进”的历史必然性，不等于否认国企在微观层面为适应市场经济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更不是要全盘否定国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明的最有效的经济制度，但它并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诸如国家经济安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周期性震荡、贫富两极分化等问题。市场失灵之际，就需要政府“有形之手”介入。政府干预经济，一是利用政策杠杆，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就是办一部分国有企业，保持一定数量的国有经济。
　　既要“国退民进”，又要“做大做强”部分国企，这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需，也是完善市场经济的需要。要使这两个方面既不对立又相辅相成，就需要为市场经济中的非市场经济设定一个边界。这个边界不是别的，就是但凡市场能解决的，就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但凡民企能做好的，就应向社会资本开放；但凡竞争领域，国企和国有经济就不要去“争”。只有当市场失灵时“有形之手”才出手。正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从这样的边界来看，“国退民进”还有相当的空间。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企即便赚钱了，也应坚持“国退民进”。

　　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现实选择

　　坚持“国退民进”，在当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强力刺激经济的政策。当前，世界经济前景还不明朗，西方经济不排除二次探底的可能，中国不能轻易大幅度改变政策方向，有必要保持相对充裕的流动性。而充裕的流动性必然要寻找投资渠道。
　　在目前投资占GDP中比重已然偏大，短时间内又难以看到新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产业技术突破或社会生活方式改变，从而创造出足够大的新的投资空间的情况下，出现了民资四处游荡，干扰宏观经济稳定的现象。游资进入房地产市场，造成房价暴涨；进入商品市场，特别是农产品市场，扭曲了市场价格，带来通胀压力。与此同时，移民带动资金流出也呈现升温趋势，导致国民财富“失血”。
　　事实表明，要使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起来的民间资金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引擎，成为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源泉，就必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引导这些资金投向有市场需求的实体经济领域。对此，国务院已经高瞻远瞩作出部署，出台了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目前情况下，国务院政策措施能否落到实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国企能否进一步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为民企腾出更大的投资发展空间。只有将民间资金引入实体经济，才有可能既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又能抑制通货膨胀，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果能如此，则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