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救企模式创新”到“国内第一起跨境破产重整案”的演变，为何株洲市政府耗尽力气，也没能使太子奶逃过被迫破产重组的结局？究竟是管的过多，还是能力有限？
    在中国行政研究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锦看来，株洲市政府在太子奶的问题上，经历了从“用钱解决”（输血太子奶），到“找人解决”（政府派官员文迪波托管），再到“用法律解决”（破产重整）三个阶段。
    李锦认为，政府托管的做法，是走错了的一盘棋。走错了，又倒回来重走。
    “太子奶事件不再是谁来管企业，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而是公权力介入企业管理之后，政企利益、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李锦说。
市场经济学者认为，政府是市场规则的守护者，企业是市场自主经营的主体，两者应分清角色，政府不能过度涉入企业经营活动，影响市场经济活力。
    原本政府的目标是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然而，政府过多甚至强行介入企业，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
    实际上，太子奶破产事件从李途纯被涉嫌以“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遭批捕并被迫噤声及禁止家人探视起，整个事件已经变了味。
    “无论谁对谁错，一个基本事实不能改变，太子奶是属于李途纯的，他应对所有的债权人负责，即使把他抓起来了，财产也不是属于政府的。”李锦认为，地方政府以自身的虚幻精英意识和盲目自负取代市场的力量，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这跟到最后一刻仍自认可以拯救太子奶的李途纯，有着某种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