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有一句论断，“在长期中，我们都将死去。”——这句话起到了很不好的后果，让很多经济学家失去了探求经济长期增长原因的动力。
    但越来越多的经济金融危机让我们发现，经济的长期视角至关重要，如果忽略了对长期的把握，很多短期、中期的经济收益和经济成果只是透支长期而已。一次长周期的经济危机，往往会让经济回到过去很多年以前，这期间的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虚假性。
    问题在于，从哪里去寻找长期经济的答案，毫无疑问，这是经济学的“圣杯”。一个最基本的区别逻辑是，在短期经济分析，人们往往从需求方求解，并将需求分解成了传统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而在长期，真的是需求决定经济增长吗？
    不仅未必，根本就是错误的。在姚余栋先生《重燃中国梦想(中国经济公元1-2049年)》这本纵横上下2050年的著作中，他使用了“垂直但跳跃的总供给模型”，从供给方，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是生产力革命本身，推动人类经济的前进。
    作者指出，从人类学的角度，经济世界已经出现过四个跳跃：狩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并可能正在迈向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世界。生产力在供给方的革命，以远超出需求方的理解，摧枯拉朽地改变世界经济，并“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新世界”，一切由生产力做主。
    在科学的推动之下，生产力革命是跳跃式的，甚至有无限的偶然。这种偶然性就比如，人们往往问为什么不是中国，而是英国首先爆发工业革命，但问题的另一面在于，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发生在当时其他欧美国家。
    从供给革命的角度，作者对中国绵延千年的封建经济给出了无与伦比的定义——水平动态均衡，但就是实现不了供给平台的垂直跳跃。
    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达到了最高的繁荣水平，通过持续的农业技术进步，奇迹般地保持了人均收入的长期稳定。在高农业技术水平、低人力资本、高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停滞上，实现了“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其表现是，人力资本水平越低，就越生育，越生越穷，但越穷就越拼命改进农业技术，越改进就越富有，结果，高生育率带来的贫穷效果和持续改进技术带来的财富效果相互抵消，中国人均收入长期停滞，但人口增长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扩张。
    中国人口在汉朝文景之治达到5000万，宋朝1亿，晚清1820年达到4亿。但生活水平基本上稳定，在没有工业化的经济中，这不能不说是奇迹。但是，在生产力上跳不出农业经济，仅仅维护农业技术进步，不能实现经济的垂直跳跃。
    中国这种垂直跳升机会，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对外贸易之中，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之时，都拥有这种机会，但由于中国没有能够大规模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没有能力适应工业革命，也就没有能够走出“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
    真正的改变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意识到了人力资本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从1949年开始实行全民教育运动，短短几年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的转变。人力资本的积累、提升，成功打破了“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中国终于开创了经济增长的千年变局。实现了向“高人力资本、低出生率、高增长”的状态转型。
    中国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时间之长、代价之大，也告诉我们，前一个供给层次农业技术的高水平，并不是向下一个供给层次跳跃提升的充分条件。这意味着，在未来经济跳跃提升的供给革命中，中国当前制造业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中国新经济的出现——正是从这个角度上，如何展望中国经济的未来，就更不明确，但又更加重要。
    在作者看来，当前的中国经济处于又一个大变局的时代，是能否“重燃中国梦想”的关键时期。有两个大趋势摆在面前，一是主动或被动生产力革命；二是人口红利淡出，但教育红利将延续。
    这两个趋势是相辅相成的，第一个趋势中国必须成为“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第二个趋势将为前述方向提供压力和动力，中国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将不再具有人口红利，而教育推动的人力资本提升，将为中国经济可能的供给平台跳跃提供最基础的保障和最核心的竞争力。在数字表现上，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时代”进入“中速增长时代”。
    人物往往困于意见领袖的不同言论，凯恩斯说“在长期中我们都将死去”，但巴菲特又告诉我们“长期价值投资是我的信仰”。好在有《重燃中国梦想》这种图书的出现，指导我们把握长期。
    事实将证明，长期经济研究是所有战略的灯塔，在未来30年，指引所有中国经济主体“摸石头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