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融离任，是当下一个热门话题。在中国现有的官员里，很少像李荣融那样难以评价，其在国资委主任任上的七年，是60年来国资流失最少、国企业绩最好、公司治理最有效的七年，央企资产总额和盈利能力从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起持续上升。然而，这七年，也是国企备受指责、民企空间也被压缩至最不堪之境地之七年。
央企这几年的成功，不是李荣融一个人的功劳，而在于它的垄断集中度提高了，民间的生活和创业成本提高了——比如我们电价是西方的十倍，网费是韩国的120多倍；参与内部分配的人数急剧减少了；同时在前所未有的通胀经济下，掌握大量基础资源的垄断央企，资源价格大大提高了。
但是，央企“做大做强”的结果，在窒息了民间活力的同时，能够参与分配的人却越来越少。国企“减员增效”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职工从1997年底的7800万人减少到2004年底的4500万人，减员的幅度高达42%，内部分配的人大大减少；国家和社会则一直没有参与外部分配即股东权利分配。从2006年起，中央企业开始上缴国有资本收益，3年累计上缴1371亿元，与它们的巨额利润相比，微乎其微，而且资金并没有直接回馈社会；人们指望它们能够通过上市回报社会，但事与愿违。中石油给内地A股股东的分红，让股东100年都收不回成本，而对海外H股股东的分红，则每年都超过本金。仅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中国联通4家公司在海外分红就超1000亿美元，而中国全部1000多家上市公司，在股市开始后的18年里给全体股民的分红总额刚刚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还不够内地股民交的税！为何如此？国民们不见片言只语的交代与解释。名为全民所有，实际上是少数人所有。
李荣融离任时说：国企没搞好，要挨骂；搞好了，也要挨骂。此话说明他心里还是非常明白的，只是有难言之隐罢了。
相比之下，同样把一个国企做得风生水起的招商局集团董事长、人称企业界思想家的秦晓，就比李荣融直率得多。他知道，根据自己的职责，把国企做好是自己的本职工作，但他同时对国企本身抱有清醒的态度和认知。不久前他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事实上，不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政府掌握过多的资源都不是社会之福。计划经济时代，它导致特权分配；市场经济时代，它容易导致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权力私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