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曾经给过一个标准：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告诫政府，什么是政府不应当做的。按照这个标准，大多数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但按照这个标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几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了。因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摇身一变成为了政府的幕僚，为政府控制经济而出谋划策。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真正的问题不是为政府选出一个较好的政策，而是告诉政府，这个领域你不能插手。或者说，这个领域是政府做不了的，因为根据经济规律，政府的强制手段是达不到目的的。
    张维迎教授是一个异数。自出道以来，他就有着一个信念，坚定不移地捍卫自由市场经济。
    改革伊始，1984年，张维迎才二十几岁，就发表了《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这篇论文是国内提出“价格双轨制”的最早文献，同时也为中国后来的30年经济改革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在这篇论文中，张维迎意识到，市场价格是打压不住的，即使在最严苛的环境，它总是会萌芽，“自发出现的”。几十年来计划经济的禁锢，造成了贫瘠和短缺，也没能消灭市场价格，相反促使了许多偷偷摸摸的黑市的出现。而价格体制改革，其实是顺应大势，把非法的“黑市价格”变成合法的“市场价格”，改革只需要简单地为市场行为进行正名，而不需要许多触动根基的大动作。“价格体制的改革事实上已经在进行，只是很大程度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自觉地利用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多头价格的局面，坏事就变成了好事”。
    而双轨制的改革则逐步地、在边际上把市场价格引入到计划经济当中。因此，对同一种商品，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价格：“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这样可以在保护既得利益者、不激发剧烈社会政治动荡的前提下，逐渐建立起有效配置经济资源的市场价格体系，并通过扩大自由市场的范围，以市场力量迫使着旧的价格体制进行全盘的改革，最终确立起全新的自由市场价格体系。
    这一阶段，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没有人明确地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张维迎的论文，实际上是一种新思维，打破了当时知识界的闷局，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双轨制”是对的，权宜之计平息了不必要的争论，增进了经济自由，推动了社会进步。
    当然，从经济学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张维迎的“价格双轨制”观点可能不算卓越的原创贡献。然而，一旦把当时的历史局限考虑进去的话，就必须承认，张维迎算得上时代的英雄，他的经济观念是超前于众人的。
    这之后，张维迎的学术兴趣转向了对企业与企业家理论的研究。和所有站在经济学理论前沿的顶尖学者一样，张维迎也异常注重企业家才能这个动态的概念，而不是沉迷在一般均衡这样的静止、虚构的世界里玩弄着无益的数学游戏。他敏锐地追寻到了熊彼特与奈特的脚步。前者认为均衡描述的是一个静止的、循环流转的，不断重复过去的经济过程，而打破旧的均衡，走向另一个新的均衡状态的是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创新指的是改变一种生产函数。是对过去的生产过程的一种创造性毁灭。在熊彼特那里，企业家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如此重要，以至于被形容为：“企业家精神是资本主义的灵魂，谈经济增长而不谈企业家，就好比一部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而奈特则指出，企业家的行为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的，不确定造就了利润与亏损的存在。优秀的企业家总是能够比其他人准确的预测未来，进而满足较为迫切的欲望，赚取利润。
    张维迎秉承了这两位经济学巨擘对企业家的重视，强调企业家利润的社会意义。他为企业家辩护，鼓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认为进一步的改革就是培养新一代的企业家，释放企业家才能，促动经济的发展。然而，这种观点却被许多头脑简单的人视为张维迎在为有钱人，为权贵辩护。在大众的仇富心理的驱动下，张维迎甚至被扣上“御用经济学家”的帽子。他的言论常被断章取义，他的观点常被故意歪曲。张维迎因此成为了中国经济学界最受争议的一位。
    张维迎是孤独的，如今，那些在观点上曾经是他的战友的人，都成为了他要反对的对手。当其他人转向凯恩斯，转向了那种“市场大体上不错，但是有时候需要政府管一管”的干预主义时，只有张维迎一个人坚守着市场的信念。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中国经济学界只有张维迎承接过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特立独行地呼吁政府不要救市，呼吁一个健全的货币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