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也是中国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大海啸冲击的优异表现，让国人为之振奋，也让世界更加不敢怠慢中国。如果说举办奥运会加深了世界对中国的惊讶甚至嫉妒的话，那么，应对金融危机表现出来的责任则为中国赢来了更多的感谢和敬佩。中国崛起，正在从理想化为现实；中华文明复兴，似乎已经恢复现在时。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注中国、阐释中国进一步登上西方舆论聚焦的中心舞台，传递、表达中国的声音和看法也成为欧美传媒的时尚和学术的显学。这无疑增强了一些国人“中国真的强大了”的感觉。其实，这并不足奇。面对日益强大的伙伴和不容忽视的对手，西方如果集体失语或浅尝辄止、浮于表面，那才是不正常的。西方的传媒也可能浮躁，但一向以严谨见长的美欧学界却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在这个时候推出的《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便是这股潮流中的一朵浪花。如果说有差异的话，那就在于用英文写作的这本书却首先翻译为汉语在中国出版；能在中国引起高度聚焦，更多地源于它的作者是赫赫有名的未来学大师约翰?奈斯比特先生。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大趋势》的出版也顺应了一种趋势，引领着一种潮流。
　　图书有很多种类型。有的提供教化，有的输送信息，有的用于查阅，有的渲染情绪，有的陶冶情操，有的可以催生新的思考，……。
　　对于普通的西方读者来说，《中国大趋势》这本书透露了不少关于中国的信息，比之西方一些报纸、杂志关于中国的只言片语，它丰富多了，也饱满多了，可以满足关于中国的不少猎奇。尽管这本书的中文译文文采平平，并无太大的特色，如果没有奈斯比特的名头，仅就文字本身也可能很难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但因为中国崛起的话题和奈斯比特个人的声望，它起码会引起熟悉《大趋势》影响的“奶”粉（奈斯比特的粉丝）们的关注。在这个眼球就是影响、卖点就是财富的市场化时代，这也使这本书的大众化、产业化特征过于鲜明。对于中国而言，关注这本书的西方人越多，关注中国的人越多；读完这本书的西方人越多，对中国的隔膜就会越少。这个世界上，只要善意对话，就不会决裂；只要真诚沟通，就不易偏激。奈斯比特在书中讲了这么一句话，“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治状况误解太深，而中国共产党所作的解释也太少。”颇令局内人感慨。事实上，不是我们宣传得太少，而是我们的宣传难以达到西方人乐读愿信的地步。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激奈斯比特先生，他以80岁的高龄写出这样一本展示中国的书，无论他的动机如何，都有助于减少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陌生和隔阂，起到我们再怎么努力也难以达到的宣传效果。
　　然而，感激归感激。不容否认的是，对于中国知识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而言，这本书提供的信息未免过于家常、过于肤浅，虽然换了一个面貌，但是很多语气和内容却让人似曾相识。立足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有助于解决中国的问题，却未为中国问题解决提供太多有创见的建议。对于我们来说，它增进了我们的自豪，却没直接帮助我们深刻。虽然因为奈斯比特的声望，这本书付梓伊始就引起了高度关注，它以一个权威的身份来解读、阐述中国的变化，即使并不权威，也足以惊动权威、影响凡众。不过，这本英文写作随后翻译为中文的图书，却在中文面世后近半年才推出英文版本。这到底是一种高深莫测、欲擒故纵的技术处理，还是作者对于图书质量的心虚，却令人颇为不解。
　　开卷有益。大多数情况下，只要读书，就不会空手而归、无功而返。阅读奈斯比特先生的这本图书同样如此。人们渴望更多的信息，但更需要借助读书来深化思考、升华认识。一本真正的好书的价值也在于此。《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延续约翰?奈斯比特影响深远的《大趋势》、《亚洲大趋势》等著作一以贯之的风格和方法，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了一番细致的解读。随着他的梳理，中国的读者也可以跟着回味一下当今中国的发展变化。在一种旁观者视角的引导下，必然会有一些新鲜的感触。这或许也是这本书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们的最大价值。
　　回首三十年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国民经济频临破产的边缘。这个时候，最迫切需要的是要解决生产不足、物品紧缺问题，因此，在那个所有领域存在困境的时刻，经济领域最为突出，也最易突破。旧有的经济格局已经无法焕发出创新的活力和动力，唯有引进或鼓励体制外的力量才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时的改革事实上也是沿着这样的道路行进的。除了设立经济特区是中央的决策外，其他的许多影响深远的举措和形态都不是中央主动设计出来的，比如，包产到户、社队工业、前店后厂、小商品市场、县乡招商引资，等等，他们都是普通百姓或基层干部的创造。面对这些创造，中央没有制止，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给予了保护和鼓励。面对星星点火，是添柴加薪、煽风点火抑或一脚踩灭，有着天壤之别。不争论、允许试、允许干，是当时的特征，这也是奈斯比特总结的“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的意思。这样呈现的亮点，本质上做的都是增量。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最初的支撑和成绩都显现在体制之外。“摸着石头过河”，中央摆明的是一种态度，在行动上是理智的，是适当旁观的，直接“摸石头”、“淌河水”的是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和社会各个方面。中国人口众多，不乏智者高人，只要放开束缚，智慧和才干必然会充分涌流。改革起始阶段的现实也的确演绎着这一规律。“自上而下”的权威和“自下而上”的干劲有机结合，整个局面被迅速激活，改革开放由此高歌猛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初见雏形。
　　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单纯的处处得益、人人叫好的局面不是常态，更不可能持久。做大蛋糕，皆大欢喜；重分蛋糕，则极易吃力不讨好，甚至四处招嫌惹骂。与农村改革相比，国有企业改革显得痛苦和惊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企改革已经不是简单的做大增量的问题了，它涉及到存量的重新分配。国企改革，不仅牵动着敏感的意识形态神经，对传统的工人阶级形成了巨大的情感和利益冲击，遇到极大的阻力本是情有可原的。但自古华山一条路，当时的选择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当时的阵痛换回了后来的繁华和长久的安定。时至今日，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目标早已实现，其成果也在100多家央企不断做大做强的盛宴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和肯定。世界市值最高、最赚钱的企业，等等，都是中国的“国”字号企业。这个现实的确有理由让国人为之自豪。
　　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度远大于农村改革，对于今日面临的改革难题也颇具启发意义。国有企业重新绽放青春、容光焕发的法宝有两条，一条是抓大放小，向优势领域集中，另一条是确保自主经营，突出利润主线。这都抓到了关键。国有资本逐渐退出了缺乏竞争力的一般竞争性领域。企业，之所以称为企业，它首要的功能是创造价值、实现利润，不追求利润的企业就不是真正的企业。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制定者们一旦意识到并说服所有的决策者后，国有企业的春天就到了。以利润为主线，不是不要其他的社会责任。一个稍稍把眼光看得深远一点的企业家，他就会认识到，承担社会责任，塑造良好形象，与追求利润的目标并不相悖，相反还是更大利润的润滑剂和策动源。越来越多的案例对此作了证明。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给予其充分的授权，并不需要过分担心，因为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是始终存在、不可替代的。
　　企业是发展的主体力量。奈斯比特在书中把中国视为一个“超大企业”的比喻，有不妥之处，但也惟妙惟肖。企业成败的关键在于领导人的素质和科学的经营管理制度，而国家甚至任何一个组织也都如此。
　　向垄断集中，以利润为主线，这个一退一进，国有资本的活力瞬间被激活。找到垄断这个关键，抓住利润这个根本，国有企业改革走向海阔天高的这两大法宝，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助推了中国企业国家队稳步走向世界。时至今日，改革的重心已经从经济领域转移到了其他领域。在所有的改革中，经济改革是基础，但政治改革才是中心；而在政治改革中，干部选拔任用改革又是关键。综观现今干部工作的种种困境，最重要的是党意表达不清，民意体现不够。一方面，党的意志到底是什么，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干部，长期含混不清，缺乏足够的界定，另一方面，指标和参照体系过多过滥，且不时变换，常让基层无所适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推进多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迫切需要像国企改革那样找到“垄断”与“利润”这两个轮子。
　　从阅读《中国大趋势》出发，“到位的监督”和“充分的竞争”似乎应是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两大关键。“充分的竞争”可以帮助最优秀者脱颖而出，“到位的监督”可以淘汰不合格者，最关键的是优良的导向一旦形成，良好的体制一旦定型，就会形成事半功倍的惯性。关键是改革设计站位要高、对策要准。现在看来，仍然任重道远，却值得期待。
　　作为市场化大潮中的一件文化产品，这本书无疑是成功的，畅销也是必然的，但也并非没有瑕疵。比如，译者将吴晓波的英文译著“Emerging China”翻译为《中国巨变》，就技术角度而言无可厚非，但却不够完美。论内容而言，“Emerging China”显然是吴晓波影响甚远的著作《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的英文压缩版。但译者和出版方都没有专门作一交代，无疑有点遗憾。这也反映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一些共通的不足。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