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形势总体较为明朗，然而连续实施了近七个季度的经济刺激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其负面因素也开始抬头，主要表现是财政风险的迅速积聚。尽管各国都认识到了重整财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在经济增长和财政安全之间的抉择异常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分析上半年世界经济的运行，在经济增长、金融风险财政化、政策选择、中国作用等四个方面做出了基本判断。2010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增长态势未变，部分指标增速回落，但这种回落在当前环境下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良性的。与去年同期相比，我国财政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了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支减收的效果明显。本文的最后，在当前的环境和发展阶段下，对公共财政的性质进行重新定位与解读，以此作为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的依据和取向，并提出未来政策建议。

　　世界经济复苏与财政风险

　　2010年上半年，世界经济的总体特征是经济复苏与财政风险积聚。欧洲部分国家仍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沼，复杂化了世界经济发展以及危机本身发展的进程，但从经济运行的主要指标来看，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仍是复苏。目前世界经济已经恢复增长这一判断基本得到普遍认可，但对经济持续复苏没有充分把握，因为扩张性的反危机政策从实施到现在，积累了较大的财政风险，对世界经济的持续复苏造成威胁。所以在财政安全和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下，世界各国都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基本上做到了有进有退、松紧搭配，但内容和侧重点各有不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更担忧经济衰退，面对刺激政策退出较为谨慎；发展中国家更担忧宽松政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刺激政策退出已经渐入日程；欧盟部分国家由于深陷债务危机被迫收紧财政政策，同时保持货币政策宽松以支持增长；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成效显著，总体上保持了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短期财政风险不突出的良好发展态势，并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推动力量。

　　基本判断之一：世界经济初放晴——已经恢复增长

　　各国官方统计资料显示：美国经济已经连续五个季度保持增长；日本已连续四个季度实现增长，经济步入复苏轨道；欧洲尽管身陷债务危机，但总体来看，并未脱离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大趋势，据二季度经济学家调查报告显示，西欧经济学家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评估连续三个季度回升，欧盟委员会也调高了增长预期，欧盟企业经理人和广大消费者对总体经济变化态势也持乐观态度；亚洲继续扮演着全球经济复苏领跑者的角色，与第一季度相比，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经济学家信心指数强劲回升，创6年来新高。在亚洲国家中，中国的经济形势变化更为超前，在经历了加速增长的过程之后，部分指标增幅回落，既实现了复苏，又平抑了通货膨胀预期，经济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成为平稳着陆的佼佼者。

　　基本判断之二：经济复苏又遇阴霾——金融风险财政化

　　经济危机和反危机政策带来的一些现实问题是世界经济持续复苏的掣肘，尤其是目前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困扰，在发达国家表现为财政赤字和债务风险，在发展中国家表现为通货膨胀。美国的财政风险主要体现在赤字和债务风险，赤字率和国债负担率分别为10.6%和90%。奥巴马已经认识到，国家要长期保持经济复苏，还必须负起财政责任。日本的财政问题几乎已经走到了财政危机的边缘，目前的国债负担率为189%，预计2015年这一比率将达250%。菅直人说：“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不晓得日本的财政还能够支持多久。”欧盟当前面临的首要经济问题也是各成员国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而产生的高额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希腊债务危机将世界关注的焦点引向欧盟国家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据悉，自2008年以来，欧盟成员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总额增长了3倍，2010年财政赤字占G D P的比重将达到7.25%。目前，欧盟27国中已经有20国出现赤字超标的现象。韦伯说：“除了减少财政赤字外，别无选择。”反危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增长的同时，也带来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在亚洲表现更为突出。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0年亚洲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将由2009年的1.5%上升至4%。
　　从理论上看，金融风险财政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是由财政宏观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决定的。当金融危机足以动摇整个社会的基本运行时，财政就要实施宏观调控，成为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在实际中，虽然金融风险财政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金融危机转化为财政危机的结果却并不必然出现。这一方面取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金融风险的程度。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只要金融危机的范围和破坏力度还在金融调控的能力之内，金融风险与财政的关联就还是间接的。然而，在这场全球性的大规模金融危机中，市场机制的调节能力已经不能够独立引导经济走出危机，而财政救助措施成为先锋和主导力量，金融风险财政化成为现实，并且正由过程向结果过渡。

　　基本判断之三：驱散迷雾的法宝——政策持续、政策退出与政策协调

　　后危机时期，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是两难选择——经济增长和财政安全。如果持续刺激政策，将难以保证财政安全，也可能进一步诱发通货膨胀；如果启动刺激政策退出程序，则整个经济刺激计划难以收效，甚至牺牲经济增长，发生“二次探底”。我们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推动经济持续复苏是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但必须考虑财政安全，财政政策酌情收紧或不再出台新的宽松措施，同时，为了不影响经济复苏，货币政策应保持宽松；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对政策的敏感度较强，经济复苏的过程较短，但也同时诱发了通货膨胀，为了防止其转为恶性，只能将安全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收紧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但同时必须考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保持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因此，后危机时期，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视情况有弹性地退出，由于遇到的问题不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方向也应有所不同。目前各国的实际做法虽然还没有完全走上这一轨道，但已初露端倪。美国一方面坚持刺激政策持续，另一方面有重整财政的行动目标，地方政府已经启动了紧缩政策。日本巨额财政赤字和通货紧缩并列为经济复苏的首要难题，其宏观经济政策只能走结构性调控之路：刺激政策持续和退出并进，一边紧缩财政，一边放松银根，做好政策的协调配合。欧盟集中全力治理财政风险，为了保持复苏势头，宽松的货币政策须持续。威胁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的是通货膨胀以及高通货膨胀预期，以亚太地区为首，掀起了一轮刺激政策退出的浪潮，收紧的主要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暂时保持连续。
　　目前来看，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刺激政策都不应该绝对地退出和持续，应该是科学地“有退有进”，对症下药，同时保持本国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搭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发挥最大化的政策合力。在后危机时代，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艰巨使命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只有齐心协力营造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才能无后顾之忧地实现本国复兴。从经验来看，宏观经济政策的国内协调已经成为常态，但国际协调机制还没有搭建起来，直接原因是各国利益分散并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从实际来看，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是一个初步的政策国际协调平台，但是一开始就期望实现多边协调不大现实，难以达成有效一致。此次多伦多峰会各国达成的预算赤字减半目标也未必真正能实现。因此，相对于国际协调来说，地区协调更容易实现，相对于多边协调来说，双边协调更容易实现，所以，可以从地区和双边协调开始，逐渐向国际协调推进。

　　基本判断之四：经济复苏迷雾中的曙光——中国的推动

　　目前，中国的经济政策较好地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世界经济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复苏迷雾中的曙光。
　　从全球视野中看，中国既没有陷入发达国家的经济低迷和债务危机，也暂时摆脱了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困扰。而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还是来自于内部，可以通过自身的改革来逐渐解决。面对“全球失衡”的现实和全球“再平衡增长”的需求，中国作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一员，有能力也愿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吸纳、整合、发展、创造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早日实现“再平衡”和世界和谐做出贡献。在多伦多峰会上，中方提出四点期待：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巩固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首尔峰会前完成份额改革目标，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给予发展问题更多关注，为将于9月举行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提供政治支持；继续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说明中国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尽可能地发挥推动作用。如果这些期待都能实现，世界经济必将稳步向前发展，实现平衡增长将指日可待。

　　中国经济宏观形势与财政收支状况分析

　　2010年上半年，我国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17284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 .1%，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增长态势未变，增速回落但符合预期；物价水平结构性下降，通货膨胀压力缓解转为温和可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力度回稳，房地产投资仍保持快速增长；居民收入继续稳步提高，就业形势和消费结构均有进一步改善；进出口创月度历史新高，贸易顺差下降，一般贸易增长迅速且出现逆差；货币供应量、信贷增速回落，人民币汇率创新高，汇改尚未出现不利影响；农业生产稳定且夏粮略有减产，工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且增幅回落，尤其是一些高耗能行业，生产增速回落。应该看到，经济运行中的部分指标回落在当前环境下是良性的，说明我国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增强了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有效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平抑了通货膨胀预期，巩固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
　　第二季度，财政各项指标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了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支减收的效果明显，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保持了反向变动趋势，财政收入逐月减少，财政支出逐月增加，较好地满足了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稳定等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要求。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半年我国财政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全国财政收入累计43349 .7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373 .65亿元，增长27.6%。全国财政支出累计33811.3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908.8亿元，增长17%。财政收支均有大幅提高，说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良好，财政资金充裕，财政能力得以提高，相关改革得以稳步推进。整体来看，我国财政收入仍然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其中营业税、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关税、车辆购置税等有较快增长。在二季度财政支出逐月增加的大趋势下，5月其同比增幅显著提高，6月月度环比增幅在上升趋势的基础上骤然提高，这和季节性防灾、减灾、抗灾因素相关性较大。

　　中国财政政策取向与调整建议

　　在对危机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财政政策进行反思后，我们发现，财政政策是一把双刃剑，用得恰到好处，可以挽救国家于危机；用得过度，也可以让国家陷入危机，甚至导致国家破产。如何让财政政策全面发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力量，而不是偏离预定轨道，加大公共管理的成本，甚至起反作用？应该根据时代特征和内在需求对公共财政的属性和职能进行深入思考和完善性的界定。下一阶段，中国必须吸取国际上的教训，未雨绸缪，防范财政风险。同时，应把握时机，在明确目标的前提下，对财政政策进行调整。对外，全方位巩固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积极推动财政外交，在国际上尽力争取中国的利益；对内，除以调整结构为重点外，还须抓住改革的机遇，以改革方向引领财政政策，从提高财政能力的角度，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

　　完善公共财政属性和职能的界定，准确把握财政政策调整方向

　　公共财政的基本属性是公共性，这是在所有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环境中，公共财政的共性。然而，在现实中，公共财政的公共性常常会被误读，致使公共财政往往以问题为导向，被简单化为“救火队员”，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而忽略了公共财政本身。公共财政也是社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本身也会遇到各种问题，如果过度使用却又忽视了它的健康发展，就会发现，“火”有“救火队员”来救，而一旦“救火队员”病了，将无人能医。因此，必须从基础性的问题入手，在当前的环境和发展阶段中，对公共财政的性质进行重新定位与解读，并以此作为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的依据和取向。
　　在公共性这一基本属性的统领下，现阶段公共财政的性质还可以细分为包罗性、政治性、工具性、应急性、开放性、完整性、透明性、可持续性，并分别对财政政策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第一，公共财政具有包罗性，覆盖范围广，财政政策应该做到对公共财政可发挥作用的领域全覆盖，不能有所缺失。第二，公共财政具有政治性，是履行政府职能的载体和物质条件，财政政策应该与国家政治方向、整体战略、改革内容保持一致。第三，公共财政具有工具性，是国家进行公共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并通过财政政策的具体工具行使财政职能，财政政策的安排要使这些工具发挥最大合力，不留短边。第四，公共财政具有应急性，必须迅速解决各种突发事件和危机，这需要财政政策灵活，决策机制顺畅，有资金和政策上的准备。第五，公共财政具有开放性，财政政策应立足于外交的高度，与世界各国一起提供国际性的公共产品，同时还要处理好国际税收、国际贷款和援助、财政标准和管理方法国际化、政策国际协调等问题。第六，公共财政是一个体系，具有完整性，要求财政政策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要完整，均衡发展，同时，不能忽略事后的绩效跟踪。第七，公共财政具有透明性，公共财政的载体是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流向和每个环节的使用都应该透明，这就要求财政政策决策、执行、结果等各个环节也公开透明，从而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防止滥用和浪费。第八，公共财政具有可持续性，一方面财政自身运行应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财政运行的目标应该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财政政策应及时排除风险，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同时还要以结构调整为导向实施“绿色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调整结构，防范和治理失衡

　　经历了此次金融危机，“全球失衡”一词再次受到热捧，治理失衡要依靠政策进行结构调整，而以财政政策治理经济结构失衡，要提高针对性。
    对于产业结构失衡，一是建立城乡统一税制，将涉农税收纳入系统管理，加快农业税收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通过税式支出对涉农税收优惠进行规范，同时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提高资金效率。二是保持财政政策对服务业发展合理的支持力度，推动服务业资源配置优化，包括加大公共产品的投入，提高服务质量，规范税费征收，引导服务业发展中的环境生态保护。三是发挥财政政策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包括推动技术进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大教育投入，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以税收调节加大高污染、高消耗产品和企业的成本，例如资源税、燃油税等。
　　对于供求结构失衡，我们认为，目前我国供求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消费需求不足与部分投资需求过剩并存，外部需求挤压内部需求。财政政策作为需求管理最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应在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之间实现平衡。一是大力刺激消费需求，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均等化转移支付拨款，实施财政能力取向的收入政策、均等化取向的支出政策、绩效取向的预算政策、公平效率兼顾的国债政策。二是以财政政策影响投资结构，支持基础领域的投资，抑制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带动并引导民间投资。三是调节外资产业、行业和地区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继续调整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加大对资源性和高污染、高能耗产品出口的抑制。

　　以欧债为戒，控制债务和赤字

　　财政政策一方面要治理经济结构的失衡，另一方面也要治理自身的结构失衡。财政结构失衡主要指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较高的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目前，欧洲债务危机加大了世界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对相关国家的破坏性影响巨大，我国必须引以为戒，严格控制债务和赤字。2009年中国累计国债余额占G D P比重20%左右，距离60%的国际警戒线还有一定距离。但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并没有被计算进去，而这部分债务规模却大得令人咂舌。为此，第一，我国必须调整预算政策，在保证积极财政政策连续性的前提下，降低赤字规模。第二，清查地方债务，规范地方政府借债制度，增强债务透明度，进一步将地方政府债务公开化和显性化。第三，继续推进省以下分税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和主体税种，保障地方政府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减少直至放弃以融资平台的方式融资。

　　把握时机，积极推动财政外交

　　目前，中国经受住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且表现出色，凭借充足的资金、良好的信誉、强劲的国际合作力，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应该把握时机，积极推动财政外交。第一，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援助和投资，在国际事务中争取他们的支持。第二，加强与发达国家的财金交流与合作，借助国际力量解决中国的困难和问题。第三，积极探索与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思路和方案，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营造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第四，通过财政外交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加大中国在制定国际经济规则中的分量，积极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第五，通过财政外交宣传中国，使世界了解中国，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更为宽松的环境，这方面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加大财政投入。

　　提高财政能力，为各项改革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并举，财政政策也应既促开放也促改革。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改革需要资金和政策，这就为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第一，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个人所得税综合计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民和困难群体的收入，落实最低工资制度。第二，支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尤其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改革。第三，支持义务教育改革，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资金支持。第四，支持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与消费领域的改革以及财政领域自身的改革，如税制改革、财政体制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等等。
　　总之，中国经济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有出色的表现，宏观经济政策在发挥内动力的同时，也体现了政府在推动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复苏方面的努力。尽管中国经济上行的压力依然较大，负面的影响因素仍然不少，但下一阶段仍应立足本国，放眼全球，在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中可以且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在发挥政策正的外溢效应的同时，也会为本国经济发展去除瓶颈。

　　闫坤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于树一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