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春生，博士，北京大学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五矿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被业内人士称为“稀土新产品定位专家”。
　　4月23日，廖春生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稀土真正的价值在于应用，中国稀土产业的发展，关键在于从功能材料到器件和实用商品这个环节的突破，而这需要整个社会环境的大协同。

　　发展关键在应用

　　记者：如果让您给目前中国稀土产业评分，您会给出多少分？
　　廖春生：现在可以打80分以上了吧。因为，近几年大家把稀土当作一个产业在做了，以前真的就是靠原料。
　　一些小的个体投资者看的更多是短期利益，现在有大的机构进入，比如五矿等等，能把产业往前规划几十年，包括在应用、环保、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
　　稀土真正发挥价值是在应用这一块，它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是作用很大。作为一个产业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机构在背后去策划，很难有一个很好的规划，把资源优化配置做到极致。

　　记者：在“原矿—精矿—分离产品—功能材料—器件—实用商品”这样一个产业链中，我们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水平如何？
　　廖春生：从开矿到提取到分离，中国可以称作世界一流。但再到后面去，因为牵扯到很多东西不是那么简单，需要大协同，这个时候就不是你想进步就进步，想发展就发展了。这就需要整个社会环境的协同。
　　稀土行业如果要进一步发展的话，就牵扯到许多方面的同时进步，或者说，稀土行业要跟上其他行业的进步。原来这个行业比较小的时候，实际上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有些脱节。
　　国内的功能材料企业应该说发展得还不错，在荧光材料等方面的技术也不落后，很多原来在国外生产的，现在国内也能生产。
　　但从功能材料到器件，这个环节之间，体现了现阶段一个最大的问题。比方说，如果你做功能材料，我做器件，我们能紧密合作的话，就能互相促进。但是，现在我们功能材料这块做出来往往是外国人在用，那么人家有人家的商业秘密，或者说利益，跟我们交易是不可能完全透明的。他只告诉你规格，要做什么，他不会告诉你。

　　短板在“总成”

　　记者：湖南稀土金属材料研究院的人就说，他们的高纯氧化钪提供给美国Bloom Energy公司，Bloom生产出燃料电池，但电池不卖给中国。
　　廖春生：这个燃料电池用钪是最好的原料，但是最后要成型，比如说成离子导体，这一块就不是我们擅长的了。到最后变成燃料电池的发电机，就更不是我们所长。
　　就这个燃料电池来说，钪决定了它的关键性能，但是如果没有别的东西，也是白搭。所以，现在关键是怎么突破这一块，要各个方面跟上来才会促进前面这一块的发展。

　　记者：五矿稀土研究院以及北京大学稀土材料化学与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在做哪些工作？
　　廖春生：原来是从分离开始，现在向功能材料这一环走。但是就像刚才讲的，很多材料从单个指标上来讲，也是很好，但再往后走呢，大家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因为你实验室或研究院没有这个能力说，我去建一个器件厂。
　　现在企业投在技术储备或者说技术发展里面的钱，实际上比例还远远不够。国外的风险投资对新技术发展是一个很好的中坚力量。但我们还远远做不到。

　　记者：国内的科研机构有没有围绕燃料电池做一些研究？
　　廖春生：都会做这方面的研究的，但大多是比较基础的或者说单方面的。比如说，固体电池这一块，会研究导电率的这个指标，怎么做到更好，它还需要解决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不是一个实验室能解决的。

　　记者：我们没有做成燃料电池的关键问题在哪？
　　廖春生：应该说，我们做得比较差的可能就在总成。在单个指标上，我们很多研究单位都在做，但是怎么把这些研究结果集合起来，变成中国一个比较好的产品或者体系，这方面我们做得太差了。
　　我们现在都是单个环节的，好像是各干各的。

　　记者：但是也有人说，日本也是单个环节各干各的，但是他们做得很好。
　　廖春生：但人家的商业模式不一样，知识产权保护也比较完善。你这个东西提供出来，属于你这一块的(知识产权)永远还是在你那儿。
　　我们就不一样，你(把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拿出来也是白拿，谁愿意用谁就用，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所以成果的共享与整合资源的条件不够。
　　做这些事情(指对知识技术和产品的投入——记者注)都需要先期的投入，所有的人都会有一个回报的预期，这个预期怎么保障，决定了他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或者说贡献到集体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