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制定中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令个人所得税调整再次成为关注的热点。日前，北京市政协即建议，应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广东省地税局也表示，2000元起征点对广东来说明显偏低，广东将向中央申请建立与地区物价水平、通胀系数相挂钩的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浮动机制，提高广东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多位财税专家建议，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俗称起征点)未必需要提高，但应与家庭整体负担和物价指数变化挂钩，决策层应考虑适当降低税率，扩大纳税群体。专家同时指出，目前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极为有限，需从税制上加以完善。

　　目前设定的个税起征点为2000元，这几乎只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标准。主张上调起征点的人认为，过低的起征点损害了中低收入人群的利益。
　　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孙钢认为，一味要求提高个税起征点，不仅无助于低收入群体，反而可能损害他们的利益。作为财税学者代表，孙钢曾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个税听证会。
　　税收的基本功能，一为筹集收入，二为调节收入分配。孙钢算了笔账。2009年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为3949亿元，如把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都补给12.7亿左右不纳税的中低收入群体，平均每人每个月差不多可得26元。
　　“这个调节力度是大还是不大？舆论动不动要求提高起征点，如果再收缩个税总收入，会是怎样一个局面？”孙钢说。
　　1994年至2002年，个税收入每年递增很快，占整个税收比重每年增加大约0.5个百分点。2002年，个税收入占税收的比重达到7.13%，此后徘徊不前，甚至开始逐步下降至2009年的6.26%。孙钢指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期间两次提高了起征点，每提高一次，都导致上千万人离开纳税人队伍。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从业人口为7.8亿，其中只有6000万人纳缴个人所得税，约占从业人口的7.7%，其余92.3%的从业人口收入在2000元以下，免缴个人所得税。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也主张，不应将从业人口大范围地排除在纳税人队伍之外。他表示，纳税是一种义务同时也是一种权利。公民纳完税，自然就会关心税收的用途，用得是好还是坏，预算收支是不是透明，公民的社会主人和纳税权利意识就会增强。
　　“如果不纳税，对社会责任的意识自然就差了。从这个角度，免缴个税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李炜光说，对于生活困难的中低收入群体，可以通过设定极低的税率或者各种宽免的规定，象征性地收一点税，不至于让他们感觉到税收之痛。

　　按照公平原则，对于勤劳所得应该采取低税率，对于资本所得和一次性偶然所得应该采取高税率。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指出，现行税制恰恰相反，对于高收入群体勤劳所得实行的税率最高达45%，对于炒股、炒房、中彩票等实行的税率却远低于20%，这种设计非常不合理。
　　目前，个税实行九级累进税率制，最高边际税率达45%。出席论坛的专家普遍认为，如此高的税率，只能起到促使富裕群体避税、逃税的作用。
　　按规定，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需申报个人所得税。2009年共有近269万高收入者自觉进行了纳税申报，共缴纳税款1384亿元，占当年全国个税收入总额的35%左右。他们人均纳税额五万多元，平均每个月缴纳4288元。
　　孙钢指出，高税率的结果是，很多高收入群体纷纷开始避税。一些有钱的老板，只给自己发工资2000元，其他的收入和消费，全部从会计上做成“费用成本”。再比如高收入的演艺人员，通常签约只签税后收入，是否纳税，如何纳税，全部由支付方搞定。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表示，高税率促使高收入群体通过把经营活动转入地下逃税，可征税部分就越来越少。“想通过高累进税率，从富人手里征到比较多的增量税收，是不可能的。”
　　孙钢表示，由于个税只能调节新增的财富量，不能调节存量，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有限，不能寄予太高期望。
　　在李炜光看来，这在事实上导致了一种尴尬，92.3%的从业人口由于收入偏低，免缴个税，对真正的高收入群体，由于大量避税逃税，也无法足额征缴。由于税制设计不合理，个税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极为有限。
　　“我们到底如何定位个税？是寄希望于发挥其筹集收入的作用，还是发挥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现在来看，这两个作用都没发挥好。”孙钢说，从筹集收入的作用来看，个税收入不到四千亿元，今年财政收入规模有望超八万亿元，个税收入占比非常低。而其他国家，个税占财政收入比重一般超过10%。
　　刘桓表示，公众希望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来调节贫富差距，但是目前看来，这个期望可能过高。如果初次分配没有很好解决公平问题，在再分配的过程中靠税收去调节，其作用非常有限。

　　出席论坛的专家普遍认为，要实现个税的调节功能，不能仅仅盯着个税起征点，应该从整体税制改革的推进着手，完善个税税制。
　　李炜光表示，个税改革，应该更多考虑免征额如何确定，以及税率的合理安排。对起征点应该有一个科学、合理的界定。由于各地生活成本不一样，应该允许不同地区的起征点有所差别，不能搞全国一刀切。此外，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扣除额应适当考虑家庭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成本支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王素荣建议，个税改革应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随物价指数调整起征点和税率级距。起征点和纳税级距浮动，能够很好地反映物价指数变化对人们生活成本的影响。
　　孙钢认为，应该考虑降低税率，扩大纳税群体，而不是一味地要求提高起征点，让更多的人离开纳税群体。老百姓最希望的是减轻税负，相比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在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负方面的作用，显然更为有效。
　　冯兴元主张实行低税率模式。他举例说，保加利亚实施了10%的单一税率改革，税率大大下降，但整体税收收入大大增加。俄罗斯实行了13%的单一税率，简化税率结构，结果税收收入也不降反升。
　　冯兴元强调，设计税收制度，一定要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暴政的情况发生。2000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是不纳个税的，不管他们怎样希望，对个税纳税主要群体的富人征收高税率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虽然贡献了个税收入的三分之一，但并没有行使更多的纳税权利。
　　刘桓认为，应适当下调最高缴税比例，从45%下调至40%以下，甚至是35%，以调节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
　　刘桓表示，个税改革涉及整个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征信系统的建立等很多内容，任重道远，难以一蹴而就。个税改革不妨采取临时的、局部性的改革措施，比如调整税率结构，扩大纳税人群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