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开始启动涉及千万农村人口的户籍改革。 7月12日,重庆市政府第75次常务会举行,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及《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力争到2020年全市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从目前的28%上升至60%到70%,这意味着有近1000万农村人口将转为市民。 据了解,重庆这次户籍改革确立的关键点,是尝试通过建立转户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弹性退出机制,以合理的过渡期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6月26日在2010年中国农村法治论坛上透露,相关改革草案,已在6月下旬上报给国务院并获得原则同意。正式方案有望在三季度出台。
1000万转户计划
首批转户的310万农村人口,由三部分构成。 一是农民工。据重庆官方统计,重庆累计700多万农民工外出打工,其中400多万在沿海,300多万在本地。这300
多万农民工中,约有l20万人,进城已达十年之久,加上家属,共计180
万人。第二部分是农村籍中专学生,全市共计有近70万。第三部分是40多万农转非人员。 这三部分拟在2012年前全部实现市民化。而最终目标,是在2020年前实现1000万农村人口进城落户。 重庆市长黄奇帆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曾表示,先在一两年里把300万转掉,以后每年中专毕业生有20万,10年就有200万,这样一共就是500万,然后农民工再转化500万,总数量就是1000万。 “300万人进城,能直接拉动城市数百亿的消费,形成真正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黄奇帆称,“同时,新增300万城市人口,农村就减少300万农民,农村人均占有的资源就会增多,农民收入也会提高。” 转户以农民自愿为原则,当方案在设计上仍有一定门槛。据了解,户籍准入按宽严有度、分级承接原则,对进入主城,是适度放宽;对进入31个区县城市,采取进一步放开落户条件;对于进入乡镇,是全面放开。对于准入标准,初步考虑从就业年限、社保缴费年限、住房情况等方面设计。 “也是考虑到现实的情况,不可能一步到位。”重庆市发改委一位官员表示。 促使农村劳动力进城生根,是具有“大城市带大农村”显著特征的重庆长期的思考。2007年,重庆市社科院曾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调研,全市富余农村劳动力在900万左右。但受制于现行户籍制度,大部分劳动力难以真正实现转移。 根据重庆市政府的统计,2009年城市常住人口为重庆总人口的51%,但户籍城市化率仅从1997年的25%增加到了28%。 西南大学教授邱道持认为,12年来新增的几百万城市人口,事实上依然保持着农民的身份,而原有的耕种土地闲置,宅基地废弃,大量土地资源被浪费。
弹性退出机制
上千万人转换身份,并不是单纯一道行政命令就能见效,需要多方制度配套跟进。 重庆从今年1月起,正式启动户籍改革,并初步形成了《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草案。据市发改委透露,为确保可操作性,正在建立相应的土地、住房、社保、教育、卫生等方面17项配套机制。 在路径上,重庆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模式。改革创新之处,在于灵活处理了农民转户进城后相关土地权益的问题。 重庆在综改区获批之初,曾把主城的九龙坡区作为实行户籍制度改革试点的地区。该区推出了“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保”的制度,退出这两地的农民,就可以申报为城镇居民户口,享受平等待遇。而在资金来源上,九龙坡主要采取的办法,是“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运作。 但后来证明,农民的搬迁安置,新型农村社区的兴建,及宅基地复垦,使政府负担沉重。而农民购房成本与补偿之间的差额,也成为农民不小的支出。九龙坡区资金雄厚,有能力负担这一巨大的初始成本,但在全市却难以复制。 另一方面,重庆市公安局及有关部门问卷调查显示,90%以上农民都不愿放弃农村的土地进城。进城转户的农民,在城里生活不下去了怎么办? 重庆由此设计了一套弹性退出的制度。 据黄奇帆在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上介绍,城市户口捆绑着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五件衣服”,农村户口则捆绑着承包地、林地、宅基地“三件衣服”。 基于此,在给农民穿上城里的“五件衣服”时,暂时不脱下农村的“三件衣服”,即暂时保留他们对土地、林地、宅基地的收益。这个缓冲时间大约为三年。 黄奇帆称,不能简单的要求农民这边进城,那边就要“脱衣服”,进城刚性的给“衣服”是政府的政策,脱衣服的过程是一个市场配置逐步到位的过程。 作为配套政策,市发改委副主任范文仲透露,重庆农村正在展开全面土地、林地的确权,届时将考虑把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收益权和处置权分开,农民转为市民后,可保留土地收益权,而处置权则交给相关的信托机构,由这些机构集中招商,引进大户,开发农业项目。 此外,重庆市政府委表示,重庆首批展开的转户对象,将以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他们平均年龄为32到33岁。黄奇帆称,“这是考虑到,作为打工一族,他们还有10到20年工龄,不用政府急需支付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金。同时,他们工作期间还要自行缴费。可减少财政压力。”
试错权
对于重庆户籍改革的思路,一些疑惑性的难题仍然待解。 “当现实突破现行法律时,是允许改革先突破立法,还是先松动法律,再推行改革,改革突破法律的一般限度在哪里,这的确是综改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西南政法大学邓刚教授说。 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刘俊表示,户籍制度改革,实质是改变长期存在的城乡之间巨大的制度差异,这是非常难的。尤其土地这样的基本制度,一旦改变,就会形成很大的制度依赖,因此在路径和执行的细节上需要仔细设计。 比如纳入改革体系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市社科院研究员丁新正指出,二轮承包之后,土地剩余已经很少了,根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这些80后基本上是没有土地的。“转户之后,这些人享受不到土地的收益,万一进城也不能保障充分就业,那该如何处理?” 学界对重庆户籍改革更多的疑问则是,“农民转户后,就是城里户口,按政策的刚性规定,在享受城市户口待遇的同时必须要放弃农村土地,那么农民继续保留土地权益的合法性依据在哪里?”一位学者称。 对政府来说,最棘手的问题则是,如果三年后,农民要求退回去怎么办。 重庆推进户籍改革的重要动因之一,是解决城市用地的困境。重庆可用建设用地仅9000多平方公里,基本已用完。而今后几年,全社会基础设施用地、工业用地、城市人口增加,需要新增2000多平方公里土地。 这2000多平方公里从哪里来?黄奇帆认为,农民在城市发展中进城了,原来的承包地将发生流转,宅基地也可能会被复垦为耕地,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将成为“地票”,进入农村土地交易所。 由于现实与法律之间存在这么多矛盾,杨庆育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曾以代表的身份多次呼吁,应明确给予试验区试错权,允许错了,重新来过。这也是成渝两地很多官员的看法。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认为,“从工业化、到城市化,到城乡一体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已面临重要转折,户籍制度必须进行改革,但因为牵涉太多复杂的利益体,使国家难以决断改革的路径和风险,而各个试验区和试验就是要解答这个问题
。” 但他同时表示,当前试错的空间其实很小,“如果错了重头再来,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是难以承受的,所以必须在事前有科学的论证。” 因此,在成渝综改总体方案获批后,国务院已要求,两个试验区重点的改革项目,必须经批准后实行,这实也为降低改革的风险。 “在获得上层支持的情况下,进行改革,风险应该在可控范围内。”当地一位政府官员表示。 黄奇帆已在近日表示,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改革将率先在两江新区实施。有分析认为,这也许将为重庆的户籍改革提供较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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