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下半年美国逐渐走出金融风暴后，在对待来自中国等所谓“敏感国家”投资的问题上，一些美国政客又找到了新的炒作和妖魔化空间。对于中国鞍钢集团决定在美国合资建厂的举动，50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联合致信美国财长盖特纳，声称对此事“深感关注”，担心此举影响美国就业和危及国家安全。
　　中国在美国土地上投资建厂，为美国增加就业岗位，反过来却可能危及美国就业？这也是美国政客的“逻辑”。在2005年流产的中海油并购美国尤尼科公司交易，在2006年告吹的阿联酋港口世界公司并购美国多个港口运营业务交易，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逻辑”，不过美国政府高举的更多是“国家安全”的旗帜。
　　这些投资真的就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吗？美国的“国家安全”就如此脆弱？其实“保卫就业”和“捍卫安全”的幌子下，政客们不过是在维护自己特殊的政治利益——通过妖魔化这些涉外事件，展示自己捍卫“国家利益”的高大形象，以此获得政治加分甚至赢得选举。自然，每逢选举年，类似炒作事情就更甚嚣尘上。
　　我看到一些国内媒体批评说此举显示了美国的“不自信”，其实这些美国人自信得很。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就是自信对自己有利无弊，也不必管美国整体的利益。美国前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就曾公开承认，拒绝港口世界和中海油的投资，让许多人对美国的外资政策产生了疑虑，对美国来说是弊远大于利。
　　但美国人一味拒绝外国投资吗？倒也不尽然，对盟国一般另眼相待(除了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外)，对中国、阿联酋等敏感国家，也看具体什么时候。
　　2008年金融危机初期，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75亿美元入股花旗集团，就得到了美国国会议员的欢迎。用美联社的话说，纽约州的参议员查尔斯·舒默——这位在外来投资上“说话最快、声音最响”的反对者之一——就开始“180度大转弯”。
　　除了公开对阿联酋投资表示赞同外，舒默还暗示，他也会对中国投资美国金融企业予以放行。比如，对于当时拟议中的中信证券和贝尔斯登相互投资10亿美元的战略协作，舒默就开“金口”说，他不予反对，前提是中方也对相互投资予以批准。当然，幸亏中信证券当时最后并没有投资，不然在金融海啸中，这笔投资将血本无归。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在金融海啸席卷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对外资望穿秋水之际，再阻止海外投资显然会触犯华尔街的利益，精明的政治家绝不会轻易插手。更何况，金融企业是这些政客竞选资金的主要来源，在最关键时候得罪了他们，无异于自掘坟墓。但当危机最严峻时刻过去，美国对外资金需求没有原先那么迫切时，一些政客自然又回到了原先的立场。
　　从这种对外资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些美国政客口中的所谓“保卫就业”和“捍卫安全”，不过都是从权——需要时就放“绿灯”利用，不需要时就悬“红灯”叫停。而在这些政客的左右下，美国行政当局也是左右摇摆。
　　比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最近就拒绝了多起中国企业美国并购的案例，理由也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外国投资委员会是美国审查外方对美国重要企业或重要领域并购案件的最高管理机构，该机构由美国财政部长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劳工部长、贸易代表等多名内阁官员。
　　但该机构也备受争议。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就曾对我说，CFIUS是一个由法律、规章、政策和政治共同作用的领域，其行事受政治影响太大，这也是“在美国做生意比较丑陋的一面”。
　　这种丑陋，最终损害的只能是美国的信誉和利益。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就曾批评，美国一些政客的保护主义做法，结果将是破坏性的。按照他的说法，“美国从二战后的全球化中受益匪浅，这种倒退的做法使我感到悲哀，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毕竟不是美国独霸天下的时代。作为一个双赤字高悬的国家，美国比其他许多国家更需要外来投资。美国弗雷德·阿尔热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扎卡里·卡拉贝尔就说，在20年前美国还是主要资本输出国时，叫嚣国家安全、主权至上和经济民族主义，自然没什么大不了，因为美国不缺钱，缺钱的是其他国家；但时过境迁，在全球化的年代，美国再也承担不起排斥外资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