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迅速成长的“并发症”。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把很多结构失衡看作是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中出现的合理现象，甚至看作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种途径。
　　对中国结构性失衡作多角度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经济除了规模庞大之外，结构性问题其实并没有多少惊人之处，更谈不上“另类”。
　　首先，在非居民资本存量、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出口的年增长率等指标上，中国差不多都低于日韩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相应指标。
　　其次，从现代消费理论视角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优良的人口结构可以对居高不下的高储蓄率作出很好的解释。中国异常的储蓄率是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关键政策的急剧转变的结果。第一个转折是1978年来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对外开放的实施，随着这一发展，收入增长率从大致稳定的3%急剧达到10%以上的水平。这个不同寻常的高增长率(而不是低收入水平)是理解与之伴随的高储蓄的重要基点。第二个转折是人口政策。其一，15岁以下的人口同就业人口的比率从70年代中期的0.61猛烈地下降到世纪之交的0.33，人口红利使得经济中进行正储蓄人群的比重显著增加，进而提升了储蓄率。第二个效应是，计划生育使得子女数量锐减，颠覆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即子女赡养父母。这迫使父母减少对子女的依赖，增加储蓄以自我养老。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在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时候，国民储蓄率与中国不相上下，新加坡的储蓄率更是中国的1.5倍。
　　上述两方面的分析表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现象。有很多迹象显示，这些结构性失衡很可能已经达到峰值，有望陆续进入下降通道。一个标志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近年来工资水平终于出现明显上升，最低工资普遍上调，这些表明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随着“刘易斯拐点”的确认，很多结构失衡问题有望得到缓解，当然这是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资性收入会有所上涨，收入分配有望合理化，消费的贡献度也会增加，城市化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总之，这些转变的出现，说明中国经济的失衡不是“绝症”，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在发展中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