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让威廉姆森位居经济学大师之列，其交易成本理论也重回主流经济学视野。
　　上周，这位78岁的老者来到中国，前后造访了北京、成都和深圳，虽然来去匆匆，并且多以单方讲演为主，缺少实质交流，但是威廉姆森还是留下了不少精辟的思想和言论。

　　直言危机未除

　　2009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政音乐厅，威廉姆森一身华服领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与同获该奖项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的狂喜落泪比起来，威廉姆森平静地像老人在领取自己的退休金。在北京的演讲前，威廉姆森透露了当时如此从容的秘密，“因为我在2008年底就已经知道自己将会拿到第二年的诺贝尔奖。”
　　当威廉姆森意识到自己可能获颁诺奖时，正是金融危机从美国华尔街开始蔓延至全球的关键节点，这也变相印证了外界关于威廉姆森获奖是得益于金融危机的猜测。虽然威氏理论多限于微观范畴，但其恰恰是从公司发展和监管形态这两个小孔窥视到了这轮经济大滑坡的命门所在。
　　在威廉姆森看来，在这场危机的爆发和平息的过程中出现了市场和监管双双失灵的情况。“那么要想真正避免这种蠢事再发生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将大银行分解，小而化之；二是彻底改革监管体系，使之更细化并且具备前瞻性。”而令威廉姆森担忧的是，到目前为止大家似乎还没有正视这两个根治之道，“华盛顿最近通过的国家金融改革方案也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

　　理论难解中国困局

　　面对奥巴马和国际资本巨擘能够直言相谏，来到中国的威廉姆森显得谨言慎行许多。威廉姆森表示自己只能从大楼的高度和密度上来感性地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我这把年纪要想研究中国经济恐怕也来不及了”。
　　实际上，这次是威廉姆森第三次来到北京，前两次分别在1987年和1989年，都是受中国社科院的邀请来华做小范围内的学术交流。现今炙手可热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彼时还是社科院的青年学者，有幸见证了国内第一波威廉姆森热。而当时威氏理论走红国内是缘于国企改革的背景。只是在此后,国企纷纷选择股份制改革路径的情形下，威氏的交易成本、制度经济学等理论似乎并没有派上大用场。
　　20多年后，当威廉姆森再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国内的企业虽然已经完成企业形态的转变，但是在业务形态上大多还是踟蹰于多元与专业之间。而已经逐步打磨成型的威氏理论正好能够告诉中国的企业家“你的手应该伸多长”，什么时候应该兼并上下游企业打通产业链从而节约交易成本。
　　不过似乎只有周其仁认真听了，“比起80年代末那一次，这次我听懂的部分更多了”，而那些慕名前来的众多企业家，在威廉姆森讲授自己的理论时，纷纷摘下自己的翻译耳麦，无聊地翻阅起宣传资料。在与中国企业家圆桌讨论时，少言寡语的威廉姆森更是沦为了配角，戴着耳麦费力地听着企业家们大谈自己的生意经。
　　一个有意思的场景是，当威廉姆森在清华大学谈到如果企业不能厘清边界容易造成大公司病的时候，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正一脸严肃地同坐台上。致力于打通粮食生产、加工、流通和贸易各个产业环节，并且涉足金融、地产等诸多板块的全能公司中粮应该是威廉姆森乐意研究的典型，而按照威氏理论，中粮的“全产业链”模式即此前“纵向高度整合”模式的时尚表达，适合一个全新产业的初始阶段但是并不适合作为一家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可是国内不少一味求大求全的大企业掌门人们，显然有着自己的看法。

　　诺奖得主不懂理财

　　企业治理理论被冷落的同时，私人理财技巧却被一再追问。只是即使贵为诺奖得主似乎也并不精于此道。威廉姆森窘迫地回忆：“有一次我见到了这样一位理财的经理，他们公司的总裁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我问他们我是不是该投你们这儿，是投股票还是别的什么。那个理财师就给我推荐500强的指数基金。不过那是1978年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如果投了500强指数基金的话，现在回报是很丰厚的。”经济学大师的理财成就似乎也就仅限于此，靠着专业理财师却失去了高回报的投资机会。
　　而对于私人生活，老人很愿意谈谈拿手的网球。“我属于进攻型的选手，能够分析对手的球路。”在自己的午餐时间，威廉姆森难得露出一丝笑意，大谈运动的重要性，称自己一直坚持每周锻炼，打网球一打就是两个小时，笑言激烈的对抗能锻炼经济学家的思维。不过威廉姆森也爽快地承认，“我的太太打得比我好。”当被问如何评价自己时，威廉姆森风趣地表示，“一个普通的小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