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前中航油(新加坡)总裁陈久霖出狱一年后出任葛洲坝国际公司副总经理。
 　　近期，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前中航油(新加坡)总裁陈久霖出狱一年后出任葛洲坝国际公司副总经理。2004年岁末，中航油惊爆出5.5亿美元的亏损，公司无力回天，宣布向法庭申请破产保护，陈成为此次亏损的直接负责人。2006年3月，新加坡初级法院以欺骗德意志银行、未及时向新交所披露信息、局内人交易三项罪名同期执行，判处陈久霖1035天的监禁。而陈九霖此次复出，担任大型央企高管更是引发了市场的非议。
　　市场对此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在中航油事件中，陈造成了国有资产特别重大损失，不得再录用为国有企业高管，公众要求相关部门给出说法。而国资委给予的回应是，葛洲坝国际公司属于国有企业的二级企业，其领导并不属于国有企业高管之列。据媒体披露，陈久霖目前是以合同工的身份入职，因此不需要在国资委备案，其任免也不走国资委的流程，陈久霖并不是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争论陈的身份是否有悖于国家有关国企高管问责的相关规定，而更应该关注企业家精神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如何发挥更大的能量。
　　回顾中航油的发展史，其在中国进口航油市场上的占有率从1997年的不到3%飙升到2001年接近于100%。中航油于2001年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6年时间从17.6万美元做到11亿美元的市值，被评选为新加坡上市公司“最具透明度”企业。中航油经历了从列入新加坡国立大学MBA经典教学案例的成长奇迹到陈久霖“沦落”为与尼克·李森相提并论的失败者的过程中，陈久霖的名字与这家企业的沉浮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
　　曾记得本科时候写过的学年论文《从中航油事件看现代公司治理问题与对策》，主要是通过中航油事件从公司制度安排方面来探讨如何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说中航油在石油期货交易上的巨亏不只是陈久霖个人决策失误，更应该拷问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尽管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深深地打上了陈久霖个人的烙印，但作为一家新交所上市、按照现代公司制度建立起来的大型央企，在危机萌芽乃至爆发阶段却缺少了相应的监管机制和风险控制制度，这一点或许更值得我们深思。
　　陈九霖的复出引起了舆论的争议，或支持，或反对。我们理清思绪，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决策正确与否是一个后验结果，决策当时对于决策本身来说难以判定对与错。我们在追求成功时一再强调团队精神的重要性，反过来，事情搞砸了，“法不责众”则成为了推脱的理由。陈久霖在新加坡入狱已经为自己在企业决策中的失误承担了应有的责任，企业的决策行为不应该归咎于陈一个人。09年3月到4月，中信泰富、国航、东航、中国远洋等在衍生品交易上纷纷爆出巨额亏损。在此背景下，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机构客户交易衍生产品风险管理的通知》，一纸通知似乎让国内的这些企业平稳度过了舆论危机，而受到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法律监管的新加坡、香港地区的央企负责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应该说，我们的市场机制以及配套法律需要完善的地方还有许多许多。
　　读过吴晓波先生所著的《大败局》应通晓这样一个道理，我们要用逻辑来描述国家的进步史。史玉柱谱写了从巨人大厦倒塌到巨人网络屹立的神话，那么，从陈久霖到陈九霖，是经历着一种怎样的蜕变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我从来没有放弃我的理想，只是调整我的做事方式和寻找新的成功的方法。我特别赞赏这样的一句话：‘不为失败找借口，只为成功找方法’!”在新加坡狱中经历了三年多的反思或许让他对企业经营、石油行业、人生哲理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于陈九霖复出担任高管可以说是企业家精神的激扬，我们包容失败，我们更推崇失败后凤凰涅磐般的重生。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无止境的营利欲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加不是其“精神”所在，反之，资本主义恰倒可以等同于此种非理性冲动的抑制，或至少是加以理性的调节。传统的儒性思维只是关注世界的过去怎么样，而对未来缺乏预见性。在此，我们要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制度、舆论应当给予企业家精神更多的空间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