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贫富怎样不均，一端富一端贫，只要连着，迟早会平下来的。你要给下层人机会争取上去。问题是，如果这个层面断层的话就不行了。
    假如现在允许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再升值50％是很容易的事情，结果会怎样？先进国家会把在座的各位提升上去，落后国家会把那些穷人拉下去，就会出现断层了，那就没得救了。
    回看中国的情况，断层还没有出现。但假如要推出什么最低工资，再大力推行《劳动法》，搞什么集体协商，这个断层就会实现。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济理论--任何从事保护劳动力的东西，都是会约束竞争的。
    如果各县各自设计自己的劳动法，你有最低工资，我没有最低工资，你的工人都跑到我这里来的话，那就无话可说了。为什么不利用这样的县级竞争制度？
    看到新劳动法一推行出来，我整个人就跳起来，我说发神经了？这么做，会有不良效果。但你看看北京所谓的智囊言论，我没有看到任何可取的解释。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经济学者要拿分析出来，但我看不到任何算得上有学问的解释
    各位朋友，我要从1991年说起。那一年我的朋友科斯(注: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因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获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拿了诺贝尔奖，瑞典(皇家科学院)邀请我去替他讲话。
    那年刚好是诺贝尔奖的90周年纪念。所有在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获邀前往。我在那里碰到弗里德曼(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是我很熟的朋友，我就和他话说天下大势。我对他说，中国已经开放了十几年了，而1991年初期，波斯湾之战(注:第一次海湾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而对伊拉克进行的局部战争)之后，苏联解体，而印度开放，东欧也开放。我说，地球上会有20亿、30亿的廉价劳力参与国际竞争，你们这些先进国家如果制度结构不更改的话，会遇到非常难解决的困难。弗里德曼当时同意我的观点，但他可能有些“轻敌”，不是那么重视。
    在经济学上一个很基本的分析。你有20亿、30亿的穷人跑出来，又穷又没有知识，而先进国家又有钱、又有知识，理所当然有钱、有知识的会赚大钱，怎么可能是有钱、有知识的人不能在穷人身上赚到钱？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理论推断。所以，当年西方的学者不重视这一点，他们觉得你们穷人竞争就竞争吧，我有钱，我有知识，怕什么？我是去赚你们的钱。很多人都这么看，而我不是这么看，他们是不可以这么轻敌的。

    西方先进之邦在睡觉

    “西方先进之邦，他们太轻敌了，他们还在睡觉，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这么多年过去了，以中国来说，有钱、有知识的，事实上是赚了中国改革开放开始那些钱，但在西方来说，他们的确不重视这一点，完全都不留意发生了什么事情。十年前，××还在大大称赞中国货便宜。他这么说是帮到美国。但目前的情况完全改变了。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引起世界上的震撼，假如你留意一下，只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他们说印度也上来了、越南也上来，很多地方都上来了。说来说去，这些所谓发展中国家，搞得西方国家那边大吵大闹，这也不过就是三四年的事，不到五年，他们为什么这么蠢呢？他们应该一早就知道，一早就体会到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很多人都知道，你在外国的玩具店很明显就能看到，美国制造的玩具一件也找不到，我有朋友说到加拿大投资，去做成衣，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说你发神经啊？怎么是发神经呢？到加拿大制造成衣，中国的发展引起海外这么多争议，而海外还在不断地批评要不要人民币升值，要左搞右搞，这些只不过是几年间的事。西方先进之邦，他们太轻敌了，他们还在睡觉，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1991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经济不是那么好。1992年邓小平南巡，跟着是珠江三角洲的开放。1993年6月，中国的通货膨胀是20％以上。人民币对于美元的黑市汇率是11.7换1美元。而现在呢？6.7、6.8换1美元。1993年初，朱镕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6月至1995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接掌中国人民银行，1994年人民币与美元挂钩。2005年人民币转为挂钩一揽子货币，2年前(2008年)又和美元挂钩，最近和什么挂钩？说实话，我不知道。朱镕基之后的中国央行的确不是做得那么好。但我看不到人民币有什么阴谋，人民币和你们美元挂钩，你们自己在睡觉，突然我们中国的生产力急升，你们还在睡觉。你们说，我们有什么阴谋呢？
    现在这个问题变得很严重。我当年曾经谏言过朱镕基，但我知道他后来做得非常好，我公开向他道歉很多次。我是学者嘛，如果说一句假话，比有钱人破产更糟糕，我从事学术研究这么多年怎么能守得住我的地位？所以，我回头再看朱镕基当年的经济政策，有几件重要的事，是20世纪90年代朱镕基主政经济时发生的。中国的经济奇迹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而不是现在。当然，当时有个问题，通货膨胀在1993年、1994年非常高，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1997年通货膨胀下降到0，同一时期中国产品的质量上升得非常快，无论在质量或者服务方面，都进步得很快。你们现在去看看中国的各城市，看看那些新兴的建筑物，绝对是世界一流的。许多五星级酒店里面的装修，最高级的外国酒店也比不上。
    中国经济这种急速的上升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到1997年，中国通货膨胀降到0，接着又通缩。假如你把产品质量提升一起算进去的话，通缩是非常严重的。你们不要忘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房价跌得非常厉害，跌了3/4，很多人破产。现在要调控楼市，但我们不要忘记那段日子。
    1997年7月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全世界出了很多不同的理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有很多的理论，都是胡说八道，很多人不懂经济也在谈经济。我当时心知肚明，但是我不敢说出来。我怕说出来，会影响市场。当时我的解释是很明显的，人民币1994年开始和美元挂钩，亚洲发展中国家都说和美元挂钩，中国好像一个很大的邮轮，和美国这个航空母舰挂钩。其他亚洲的小船也挂着美国这条大的航空母舰。
    突然间，中国没有通胀、变成通缩了，怎么办？也就是说，中国的船突然间停在那里，像泰国、越南等国家，它们的货币币值都是偏高的，所以就纷纷断缆，这就是当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原因。其他人说的那些原因，都是胡说八道，连我的朋友蒙代尔(注: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Mundell，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最优化货币理论之父，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当时朱镕基处理这件事，很果断而且很快。大概过了两年左右，调整得非常快，亚洲发展中国家全部跟着调整。亚洲国与国之间跟人民币有个均衡点，看不到有任何的阴谋。就是在这个不利的、很大的通缩情况之下，中国的奇迹出现了。
    不是现在的奇迹，是在那种情况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通缩，油价急跌、失业率保持在4％的情况下。这个数字对不对不重要，中国的增长率保8，是不是这么准确也不重要。但重要的事实就是，长江三角洲在最困难的8年间，能超越早发展10年的珠江三角洲，这是不能够想象的。念经济的那些宏观理论、货币理论全部都错的，错得一塌糊涂。
    1998年，我在旧金山碰到弗里德曼，当时我对他说，你对货币的研究是天下无敌，但老实说，你(在这个事情上)错得一塌糊涂。中国当时有严重通缩的情势——货币的收缩几乎是打破了人类历史纪录；房地产跌得一塌糊涂，但经济增长——我是指长三角经济增长，能超越比它早发展10年的珠江三角洲。
    要批评中国是容易的，但我们作为学者一定要客观地看问题，中国一定有做对的地方，而且是非常对。因此，差不多3年前，我就写了本《中国的经济制度》。
    也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制度。另外一方面，你们要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民营企业工人是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老板也没有什么法律保障，请一个工人600元/月，雇佣和解雇，都不需要签合同的。很多开工厂的对你说，工人早上来见工，下午就说“我不干了。你差我3天工钱，你给我”。当年就是这样的。

    当心劳动力出现断层

    “假如要推出什么最低工资，再大力推行《劳动法》，搞什么集体协商，廉价劳力就会出现断层。”
    接下来，工人的工资涨得很快，农民收入也增加很快，但作为经济学家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如推出《劳动合同法》之类的。我可以肯定地这么说，假如20世纪90年代中国保护劳动者的法令是今天这些法令的话，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现在所推行的法令，对最底层的工人照顾不周。
    现在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是举足轻重的。但我们不能否认问题——未富先骄，比如农民增长那么快，还搞了一大堆保护他们的法令，但怎么才能切实保护到他们？比如人民币升值，怎么能对他们有保护？
    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不是要跟美国、德国、法国等欧美国家竞争，而是要跟越南、泰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竞争。这个层面，是1993年以后发展出来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就变成另外一个层面了。回看历史可见，当年美国逼日元升值，从360日元对1美元，升到80日元对1美元。但日本依然可以保持出口强势，因为日本当年没有那么多和它竞争的国家——中国、英国、越南、东欧都把门关起来了。
    日本，一个只有1亿多人口的国家，就能被先进国家提升上去，跟着亚洲四小龙也被它提升上去，它们加起来也不过是2亿人左右。中国、印度分别有十几亿人口，加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共有30亿人口。光一个中国，先进国家都拉不上去。
    我怎么会不希望人民币升值？1元人民币能换1美元，为什么不好？去法国喝红酒便宜不好吗？为什么不好？但我们要知道，中国的发展是为劳苦大众发展的。看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候有通缩、地产下跌，早上2点钟在高楼大厦上，可以看到工人在烧炭，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他爬那么高，烧炭一整晚，也不过50元人民币一晚，这个国家是他们建设起来的。现在人民币升值，怎么能保护到劳苦大众？只要劳苦大众存在一天，如果我们不顾着他们，那这个改革一点意思都没有。
    农民的生活增长得这么快，他们还是经常叫财富不均。不管怎样不均，一端富一端贫，只要连着，迟早会平下来的。你要给下层人有机会争取上去。问题是如果这个层面断层的话就不行了。你看整个地球经济，先进的国家都在做梦，奥巴马在竞选总统前，他口出大言，“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一件中国的玩具都不准进口。”你不允许中国的玩具进口，是不是美国的小孩都没有玩具可玩了？美国自己不可能再开厂制造玩具的。如果你有钱，你会去美国投资开玩具厂？我觉得弗里德曼在1991年说的问题完全应验了。这些穷人全部跑出来(农民工进城)，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他们自己知道了经济兴奋点，而先进大国在睡觉，从廉价劳力方面来看，就出现了断层。
    这个断层是很现实的。现在中国所谓的最低工资，等于是美国最低工资的1/15。没有任何证据说中国的工人不如美国的工人，没有任何争议说美国的生产力高于中国生产力15倍。我的朋友在深圳开厂也在墨西哥开厂，他说中国工人的生产力等于墨西哥工人生产力的一倍半，所以我看不到美国工人生产力怎么能比中国工人生产力高那么多？但事实是，美国的最低工资比我们高14倍。也就是说，在制造行业方面，还有工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断层。
    假如现在允许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再升值50％是很容易的事情。结果会怎样？先进国家会把在座的各位提升上去，落后国家会把那些穷人拉下去，就会出现断层了，没得救了。所以，那些说贫富悬殊的人要看着这个断层会不会出现，你在墨西哥就能很明显地看到断层，非常非常明显。穷归穷，富归富，这条路不是中国要走的吧？你到现在美国的公园去看看，有好多人手上持着酒瓶、睡在公园的椅子上，做乞丐又不是，有福利可以领。不要整天看到美国富裕的一面，很多穷得不得了的人，比中国农民穷很多很多。他们能到政府领救济金，这些还没算在失业率里面，这就是断层。如果中国出现这个断层，那就麻烦了。
    我们回看中国的情况，断层还没有出现。但假如要推出什么最低工资，再大力推行《劳动法》，搞什么集体协商，这个断层就会实现。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济理论，任何从事保护劳动力的东西，都是会约束竞争的。比如说，我这个工厂有工会，怎样集体协商工资该多少？讲好以后，外面有一个人要来打工，他说便宜点，这是不能被允许的。不是老板不允许，是工人们不允许他收低工资。
    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老电影说的那些事，不是假的。木工多少钱一小时？不是只有你会做木匠，你收少一点工资我不让你做，学都不让你学。他们人口这么少，都搞得乌烟瘴气。如果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怎么办？

    要交给县政府去管

    “有这么好的县级竞争制度存在，为什么不利用，为什么还要抓住大权？该放就要放。”
    中国最重要的是开放金融。如果开放金融，上海房地产还有得升。中国内地开放金融，没有理由不胜过中国香港的，而且会胜很多。
    首先，上海的地点比香港好，因为太阳(时差)在上海比香港早升一个小时，这一点很重要。股市早开一个小时，晚开的就没得做了。纽约的太阳比芝加哥的太阳早升一个小时，芝加哥的股市就搞不来了。
    第二，中国内地的青年很厉害，人才很多。上海5000元请一个年轻人，在香港则需要2万元。
    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地方想要变成金融中心，其货币一定要有“面目”的。而港元是没有什么“面目”的。英镑有“面目”，所以到今天英镑还是很强的。但现在我们人民币开始有“面目”，我说最重要的是人民币要印上几个英文字，要印500元的币值，摆几个英文字，没有英文字怎么能走向国际呢？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我说。
    但是，中国现在有几个方面做得不好。第一，金融方面做得不好。有个大问题——中央政府要管的事情太多了，有很多事情他们不应该管的。比如说，有的东西应该交给县政府去管的。中国的地方政府很多干部都是很能干的，他们都像做生意一样来做的，为什么不交给他们处理？劳动法为什么不让每个县决定要不要做？有这么好的县级竞争制度存在，为什么不利用，为什么还要抓住大权？该放就要放。我非常欣赏很多县级、市级的干部。香港的所谓公务员们，我很多都很熟。老实说，内地的干部要比香港的高明得多，上海的都是很厉害的。
    中国发展最好的时候，地方上干部的权力是很大的，不然怎么可能发展得这么快？如果各县各自设计自己的劳动法，你有最低工资，我没有最低工资，你的工人都跑到我这里来的话，那就无话可说了。为什么不利用这样的县级竞争制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真的，我要批评北京的经济学者。经济学者是不能改进社会的，我们念了这么多年的经济学，从事研究不是为了改进社会的，我们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解释、要推断——如果这么做，局势会如此，会有怎样的效果；假如那么做，又会有怎样的效果。这是我们经济学的本分。
    看到新劳动法一推行出来，我整个人就跳起来，我说发神经了？这么做，会有不良效果。但你看看北京所谓的智囊言论，我没有看到任何可取的解释。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经济学者要拿分析出来，但我看不到任何算得上有学问的解释。
    1000年前，中国毫无疑问是地球上最强的国家，有很多种不同的古迹。据说，当年地球上八成的财富都在中国，我认为这一点不太可能。我的朋友××也是拿了诺贝尔奖，但他对经济学好像不太懂。他推断30年后，世界上45％的财富会在中国，这点对不对？也有问题的。中国倒霉了200年是肯定的——(清朝)乾隆之后就开始走下坡。到了17世纪中期，中国和欧洲相比是在走下坡路。主要的关键问题是，在一个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国家中，没有科技和工业的发展，管理制度是靠伦理治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是一个好的办法，因为成本低。司法制度的成本是很高的。
    但是到了100多年前，欧洲开始工业发展，因为工厂开始了。成千上万的产品在工厂生产出来，所谓的流水作业，可以增加很多生产力。当工业引进中国的时候，家庭就要离乡背井，工人要去工厂做事，旧的管理制度就要瓦解了，需要引进新的法治制度。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事，是天翻地覆的。从太平天国到现在的150年间，中国天翻地覆。但中国现在大致上是过了这一关的。
    所以，现在是向前看，有乐观的理由。我当时说过，在金融货币处理方面，在劳工方面，政府管得太多，有很多问题。我们现在应该怎么看？中国的主要资源就是人多，你们不要小看这个资源，我们是聪明的人，天生刻苦耐劳，我们有几千年深厚的文化。
    我个人看来，20年以后，假如中国经济实力达不到10个日本那就是很失败了。因为日本的经济政策也错了很多，但中国在20年之后应该可以达到10个日本的经济实力，这不是困难的事情，除非走错很多路。中国的人口刚好是日本人口的10倍，土地大概是日本土地的32倍，虽然很多土地是不能用的，但可用的土地比日本大不止10倍。日本的文化主要是中国传过去的，中国的文化要比日本纯、比日本厚。人的智商不比日本人低，唯一落后的方面就是科技方面，但这些可以学的。
    日本走错了两步大棋:第一是禁止农产品进口，地价急升，升得太高；二是允许日元升值。所以，现在日本人的投资都是在日本以外的地方。我个人看呢，你不要以美元来算，以实质的经济收入来算，中国应该能达到10个日本的经济实力。20世纪70年代，一个日本就搞得世界大乱。如果有10个日本那么厉害的国家走出来，这是不得了的事。
    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相信自己的本领，不要完全听海归派的建议，最好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要听，连我的话也不要听。因为北京有很多人其实做得很好的。但现在的情况不是那么容易了。比如说对房地产的处理，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增加房屋的土地供应。因为现在那些商住用途的土地，比工业用地、农业用地贵很多倍。就是说，他们不应该学中国香港搞高地价政策，一方面从事高地价政策，另外一方面打压楼市，提出各种各样的税，这之间是相互矛盾的。
    但我还是看好中国，因为日本当年做错了，比现在中国做错得还要严重得多。所以，我认为20年后中国拥有10个日本的实力，这是很应该的事情，谢谢各位。
    (本文根据张五常在中国平安财富论坛上所作的主题演讲《话说天下大势》的速记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