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是谁

　　有人说，他推断出了中国经济改革史，甚至有人说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师”，但他说，这个荣誉属于邓小平，自己只是一个意外的英雄。

　　直言无忌的思想者

　　张五常迄今为止的人生，以1982年为界，分为两大部分。常有人说，张五常学术生涯里最大的失败，是1982年的那次选择。
　　1981年夏天，有香港旧体制“设计师”之称的约翰·考波斯维特向身在美国的张五常传递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会空缺。 
    张五常请教于终生的学术知己科斯，科斯建议他立即申请。科斯认为，张五常有两大优势，一是掌握最专业的经济知识，二是学过中文。更重要的，是科斯认定，中国要开放了。张五常说，他一生最成功的选择，便是1982年的这次。这一年，他决定离开经济学的重镇美国，回到香港。没有一个经济学者能拒绝1978年前后的中国。在1982年10月26日香港大学的就职演说上，张五常激情澎湃，要带领他的学生和同事做“时代弄潮儿”，因为“再也找不到比现在的中国更活力四射、生机盎然的经济学实验室了”。
　　1983年11月29日，受林行止之邀，张五常在《信报》开设专栏，开始了他的经济学传教士的生涯。他笔下的世界千奇百怪，从邓丽君、中国大酒店到铁饭碗与国企职工，从养鳟鱼、除夕夜香港街头卖金橘到两岸三地的关系、大陆的体制改革。一个百废待兴的实验室全方位进入他的视野，这是他展示才情最率真、最得心应手的黄金岁月。这些评论后来结集为《卖桔者言》和《中国的前途》。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知识界和政策层流行的产权理论，几乎都源自张五常的这几本中文著作。
　　1982年的决定，为张五常赢得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即长时间近距离观察两个相邻的、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而这两个经济体制又是相同文化背景的人组成的。每次车过深圳罗湖海关，张五常都能体会到大陆友人的访港感受——他们偶然看到的相差悬殊的经济绩效，是他们有生以来最大的触动。张五常告诉他的学生，他所能想到的任何研究都难以超过研究这两个悬殊经济制度可能带来的成果。
　　在那次就职演讲中，张五常说，“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有可能帮助弥合这一差距。我们也希望通过研究中国的经验大大增加我们自己的知识。”
　　之后的近30年里，他充分利用了他所处的难得的时间和地点，对中国经济制度的运行做出了自己的解释。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躲在书房里穷经皓首，而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往返无碍。他使经济学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学究，而是公众生活可以咨询、甚至仰仗的坐标。
　　他成了“华人世界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有人说，他推断出了中国经济改革史，他逐渐赢得这样的称谓——“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师”，但他说，这个荣誉属于邓小平，自己只是一个意外的英雄，远观庐山，又近距离探微，识取要义，指点一番，仅此而已。

　　药方的三大主旨

　　张五常“火”了，纵横大陆，布道于大江南北，又行走于庙堂和江湖之间。他的中文著作脱销，高峰时期，一年要做几十场演讲。“你喜欢张五常吗”成为经济学爱好者的口头禅和分类标识。说他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经济学者，大概也不为过。
　　在大陆读者的直观印象里，张五常扮演两个角色：其一，他是经济学领域最勤快、大概也是最合适的“华人导游”，在他几百万字散文的密集显微下，经济学两百多年的脉络和各个时期的风骚人物第一次生动地呈现在大陆读者眼前；其二，他又是一位多产且用心的香港大夫，他跟踪中国改革近30年，在各个时期开出的经济药方大大增进了大陆读者对自己身处的这个年代的认知。

　　农业改革、工业改革和金融改革是他的药方的主旨。

　　1981年，推断中国要走一条以私产安排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道路后，张五常注意到几个月前在中国农村推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巨大功效，这证明了他的观点：一旦允许个人决策，社会便会展示生机和活力。这正是他的核心信念。每一次“姓社姓资”、“向左向右”的大讨论，他都直言不讳，给予个人机会，是邓小平启动经济改革时的信念，也是他南巡时的信念，更是经济改革成功的秘诀。
　　张五常说自己“少小时曾经在广西农村捱饥抵饿，对农民苦况知得清楚。”有了这个背景交代，“自己的心在哪里就不言而喻了”。但“国内的青年热情有余、理智不足。报道对中国农民的实况说得不尽不实，误导了热血青年”。“《中国农民调查》是不对的，这几年农民生活进步显著”，“贫富分化”更是“胡说八道”。他说，“不能认为谁说农民苦，谁就更关心农民”。
　　1980年代中期，在农村，家庭企业数量急速增长，规模扩大，形成的冲击迫使国有企业亏损，“增强企业活力”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多数经济学家想象的不同，张五常认为国企的病根并不是经营无效率，而是政府为了保护这种无效率，必须压制竞争，禁止自由进入。1986年，张五常和他的3个助手在首都钢铁厂的集体宿舍住了两个星期，发表了题为“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承包制”的演讲。1988年，陪同弗里德曼游历中国时，他向遇到的每一个官员发难：如果你们认为国企确实优越，就不必害怕民企的竞争，让市场而不是让政府决定胜败。数年后，当郎咸平呼吁国企应该停止产权改革时，张五常“骂”他“完全不懂过去20年国企改革的艰辛路”。
　　腐败也是张五常药方的议题之一。1980年代中期，中国官场的腐败让他感到的“不是担忧”，“而是欣慰”，甚至要“鼓掌欢迎”，因为“旧的等级制度已经失去了控制，中国必然要遇到腐败和调控增加的问题，出现这么快并不是什么坏事”。到了1986年，他又开始担心了，因为腐败正在变成一个永久性的问题，一旦发展到这个地步，便会遭遇印度的老问题。他在发表于1997年的《邓小平的伟大改革：一个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的故事》里说，中国的腐败在1990年代中期达到顶点，随后开始下降，“腐败孕育了调控和管制”。令我们诧异的是，在采访中，他说，“我对中国腐败的印象真的不是那么差。”
　　张五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创新之举在于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贯彻到底，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契约关系。这一方面保证了个人对经济改革的稳定预期，另一方面，通过中央与地方实质上契约化的财政结构，导致了省际间的经济竞争，从而极大提高了效率和国家总体经济绩效。“后者尤为重要”，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他为自己“在这么大年纪解开这个密码很有些自豪”。跟踪中国经济改革近30年后，张五常说，“有沙石，但拨去沙石，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

　　狂生傲语

　　1990年代，张五常在大陆学者高小勇主事的《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系列文章，他1982年前的求学生活，也开始为大陆读者熟知。
　　张五常1935年出生于香港，高中毕业后到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读书，主修经济。1967年到1969年，张五常在芝加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因喜欢近海，转到华盛顿大学任教，这一呆便是13年。1982年回到香港大学，直到2000年退休。
　　张五常后来说，很少有学生在黄金时代先后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更没有学生能获得这两位大师(指加大的艾智仁和芝大的科斯)的日夕训诲，而这个学生竟是一个中国人，天下间哪有这么幸运的事？”
　　事实上，张五常最初的兴趣并非经济学，而是文史，在大量的阅读中，他对中国历史有了初步印象，“乾隆之后的中国，输得一塌糊涂”，“近200年的中国历史，翻来翻去，都是泪水”。这可能是他日后斩钉截铁地说“200年来最好的中国即是现在”的一个缘由。
　　狂傲不羁不仅是外界的口耳相传，也是他的自我评价。他说自己“百无禁忌，不滞于物，自我陶醉，于传统和世俗有所不合”。因不满于“经济学气功师”、“西方经济学低劣搬运工人”的横行霸道，他“危言耸听、以惊麻木”，“那些海归博士没有上过经济学的第一节课”；他说已故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没什么好“超来超去”的，只是把他多年前的原创思想“用数学表达出来了而已”。
　　而杨小凯回应说，“很多人不喜欢张五常的个性，是因为他有个缺点不谦虚。”当然，杨小凯也承认，“我佩服的人很少，但我却真心佩服他”，“我非常惊讶，在西方制度下，这种特立独行的中国人居然有机会脱颖而出，为世界经济思想史作出特有贡献”。
　　有人发表《对“张五常热”的一点冷思考》，又有11名教授联名批评张五常，意欲“降温、扑火”，还有人要《给“张五常热”加温》。张五常一概不予回应，他说自己做学问只是为了过瘾，过完瘾的素材，便不愿再涉足了。
　　但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他百嚼不厌的素材。从发表于1981年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开始，过去近30年来，张五常持续不断地给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出自己的药方。
　　张五常是个合适的大夫吗？有学者认为，他只是个身居香港的旁观者，没有一手数据和调查，难以对症下药，而且年纪大了，有些“老糊涂”了；也有学者认为，他曾经是，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另有学者表达了他们的偏好，一位著名学者说，正是藉着张五常过去30年里的药方，他才看清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纲要。“感谢上苍给了我们一个张五常。”
　　在张五常的70岁生日宴席上，他的儿子张思远表达了作为儿子的自豪，“每一天他都勇敢地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直言无忌。作为他的儿子，对他的这一品德，非常引以为荣，这比他说过的任何话都更重要。”